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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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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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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19/3/12 17: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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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军衔:陆军上尉
      • 军号:93042
      • 工分:5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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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所谓的独立思考者,实际上就是个汉奸和国贼!!!

      你听着,汉奸国贼,你今天也许会逃出惩罚,但你逃不出历史对你的惩罚!!!

      2019/3/15 16:49:13

      网友回复

      • 军衔:陆军中尉
      • 军号:2133647
      • 工分: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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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4楼 右武卫将军
      《传教士在中国的罪行》

      一、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70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1000箱(每箱100斤或120斤)鸦片输入中国。到19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4000多箱。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4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400银元到800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

      (一)参与鸦片贸易

      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不少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过从甚密。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15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500英镑升至1000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郭实腊工作了3天,我给了他1000块钱”。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二)反对禁烟

      由于西方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清政府的动态。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以为林会像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月27日同意交出20283箱鸦片,到5月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8箱),6月3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6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10人一起从澳门乘坐“马礼逊”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清政府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到11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

      1839年9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清政府的一个代表。这次会见,裨治文与清政府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企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惺惺地对此表示,“令我们很痛心”。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传教士们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二、参与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在对华侵略中的作用直言不讳:“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入侵中国起,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中国的重要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随时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实际上他们充当了本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情报员。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的知名传教士如郭实腊、马礼逊、裨治文、伯驾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间谍,鼓吹战争,为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掠夺中国财富出谋划策。他们还直接服务或参与了西方列强发动的一次次对华侵略战争。黎金牧师(The Rev.John Liggins)在他所著《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一书里说:传教士“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而这种情报从别的方面是不容易得到的”。

      (一)制造舆论鼓吹战争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传教士们就与西方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本国和其他列强政府使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就是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要一系列特权。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立即对此做出反映,在1834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行动:“我们认为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将会同意他们的主要立场,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果断措施。”“中国这种态度,……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1835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竟然鼓吹战争:“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1836年2月号上登有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提到“最近在沿海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36年8月号发表了一篇中国军事实力的情报调查,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1840年2、3月间,英国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中国丛报》在当时被称为“关于中国情报的矿藏”和在华商人及传教士的喉舌。它通过制造舆论,提供情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二)搜集情报参与战争

      鸦片战争开始后,传教士们继续为英国侵略军提供情报,有些传教士还直接到军中服役、随军进行活动。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当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800英镑和1000英镑。他们成为英军中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Pot? tinger)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打算后撤时,马儒翰则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去。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一个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间,他曾10次到中国沿海侦察,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重要资本。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郭实腊就去对百姓进行欺骗宣传,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当时有些老百姓就质问郭实腊:“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问得郭实腊无法回答,以致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当地百姓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当英军于1842年6月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情况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又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30万银元的所谓赎城费。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为英军亲自带路,冲进镇江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屠杀掳掠。郭实腊还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对鸦片战争,传教士是极力赞成的。美国传教士雷维斯(Nevius)说:“不管对不对,这个战争(即鸦片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来开辟我们对这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鸦片战争刚打响后,他立即由华返美,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迫使清政府签订对美有利的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为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和文惠廉(Wil? 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

      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

      (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经商、传教,并享有一系列特权。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殖民主义者们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认为条约的规定是对他们在中国自由活动的限制,希望能取消条约的规定,自由地到中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1849年裨治文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说:“我对大使们在这个问题上作这样的规定,一直认为是既不聪明又失策的。把和外国通商限制在几个口岸,也许是正确而适当的。……但依我看来,不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人民的个人自由就这样被一个条约所剥夺。这些规定没有人遵守过。大家感到不自然,而且受了委屈。只要这些规定继续有效,将经常成为令人讨厌的根源,越快废除越好。”充分表达了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所限制,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三)支持并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也是积极的参与者。1856年10月,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艘

      叫“亚罗号”的船上捉拿了12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本是中国的内政,因为船及船主都是中国人,但英国政府却说,此船曾在香港登记过,所以是英国船,尽管当时登记期已过。届时英国的帕斯麦顿政府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时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借口,参与了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美国、俄国也参与进来。

      传教士不仅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为之祷告,把传福音与西方列强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传教士卫三畏在1857年1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西方最强大的四国能够真诚合作,毫无猜忌,共同强迫中国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够在不破坏中国政体和不瓜分中国的领土的情况下传给中国人。但是,这也许不是中国人获得改造的道路。”传教士文惠廉说:“四大基督教强国正在叩着北京的大门。在这样的时候,教会应当迫切祷告上帝,使一切都归荣耀与他,并使救主的福音得以。”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的军舰联合进攻中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向。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联合舰队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在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19日这一天,他们两人和钱忻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审查草约时,美国专使列威廉(W.B.Reed)派人把英法联军决定在第二天进攻大沽炮台的消息通知卫三畏,要他不动声色地马上停止谈判。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英法美俄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给美国的信中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他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作掩护,并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得到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郊外,9月9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纵火焚烧。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所说的:“但若采取一种实际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不能不说传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传教活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一切公务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在这儿履行职责时就无法前进一步。也无法阅读缮写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条文。有了他们就没有遭到任何困难与不便。”

      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

      国《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100多年以来西方列强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西方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其本国利益与清朝政府进行种种讹诈和讨价还价。

      (一)《南京条约》系列

      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作为赔偿英商被毁鸦片与英军军费;割让香港;中国关税税率不得自行改变、不能自己作主;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有领事裁判权等,并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特权。在《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一直有传教士参与。英方签约的全权代表是英军司令璞鼎查。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以及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HenryMedhurstJr.)。

      郭实腊和马儒翰是谈判的主要代表,并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清政府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清政府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谈判一开始,马儒翰就说:“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兵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他还代表英方向清政府代表提出停战条件:首先要中国皇帝认错,其次为不攻打南京城付赎城银300万两,再者赔烟价、赔战费3000万两,还要开辟通商口岸。马提出,若接受这些条件,“即可罢兵息战”。特别恶劣的是,条约的中文稿不是清政府的人而是传教士草拟的。清政府代表曾对条约中的“赎城”一词存有异意,建议“另换字样”,但遭到马儒翰的拒绝。

      (二)《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184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英条约刚一签订时,就怂恿美军司令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伯驾则专程赴美游说美国政府派使节去中国与中国皇帝签订条约。他提出六大理由,都是基于美国侵略者的利益。他指出:“不应该忘记,一个年值1200万美元的贸易是值得保持并加以保护的。”1843年3月,美国任命加勒·顾盛(Cabeb Cushing)(其兄弟约翰·顾盛长期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为全权代表,在三艘战舰的随行下来到中国。传教士伯驾与裨治文得到差会的许可,任使团中文秘书。清政府开始不愿意与美国签约,但伯驾为顾盛出谋划策,让使团用战舰进行威胁,并不断地向使团提供清政府的信息和动向,使美国使团能有的放矢地用武力进行恫吓,迫使清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方面起草了条约并译成中文,伯驾与裨治文参与了谈判。伯驾在日记中写道:“在第一次谈判当中,我们谈到条约草案第十七款,关于‘美国人民得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及殡葬之处’……‘医院’与‘殡葬’之间加入了‘与礼拜堂’的字样……当这个有楔子作用的‘与礼拜堂’字样加入中美条约成为第十七条款时,我感到单为成就这一点而服务,虽一生勤劳也是值得的。”这为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传教内容开了路。伯驾还提到:“凡是像对条约有关的任何问题所有建议,只要是我已经想清楚了并决定下来了,他(指顾盛)无不乐意采纳。”在谈判过程中,伯驾还利用他曾为清政府谈判成员潘仕成的父亲动过手术,从潘处获得清政府谈判使团的内幕情况,以致美方在谈判中处处主动。一个传教士说:“欧洲人用大炮都轰不开的中国大门,伯驾医生用一把外科手术刀就把它撬开了。”在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威助下,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有些条款比英国的条约更损害中国的主权。《南京条约》中对于“协定关税”说“秉公议定则例”,较为含糊。而《望厦条约》则明确地说:“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对于领事裁判权也做了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内,地区也不限于通商口岸,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处理。半殖民地的中国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定的。《望厦条约》还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医院、教堂等,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自此,美国第一个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传教权和置买地产权。美国使团专使顾盛在给美国一个参议员的信中说:在最近与中国谈判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由美国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他们具有罕见的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顾问”。伯驾由此建功而步步高升,于1855年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

      (三)《黄埔条约》

      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眼红英国、美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的许多特权,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Baldus)向巴黎发出呼吁:“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自由,岂非轻而易举?”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也表示:“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第二年即1844年,派遣使臣拉萼尼(Lagrene)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中国。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但法国还不满足,1845年,拉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并用炮舰相威胁,说还有兵船续来,“两国之事,正未可知”。清政府被迫让步。1846年,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做出这个让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教案就是由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四)《天津条约》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传教士们在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条约规定对英、法的“赔款”为800万两,外加“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俄国则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极其广大的领土,共约100万平方公里有余。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的五口外,沿海又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七口,并在长江沿线开放了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在新疆,对俄国也加开了喀什噶尔一口,等等。

      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后者担任卫三畏当时还不会讲的官话翻译官。在炮台未被英、法轰毁以前的大沽的初步谈判中,卫三畏博士拟定了一个条款,订明一切人等有信仰基督教的完全自由,允准美国传教士游历全国各地,租赁或购买房屋土地和携眷居住。中国钦差以规定过于广泛而予以拒绝。但是普提雅廷(俄国公使)却争取到一条,允准俄国教士在一切通商处所传教礼拜,惟这项特权须受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所发护照的限制。所以卫三畏在天津为美国条约拟订了同样的一款,但是列威廉(美国公使)为了护照的规定以及其中以决定传教士中谁有请领护照的责任加诸领事和中国当局的缘故,不同意这样一项条款,后一项规定于是被剔除。条款随即提交中国方面。他们不予同意,但建议将美国传教士限于通商口岸范围之内,至于人数则由领事单独决定。这比已签字的俄国条约所得到的要少,所以卫三畏博士非常不满意。列威廉迫不及待地要在第二天签署条约,……卫三畏博士坚持不渝,在第二天早晨拟妥了一条可以接受的条款,……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在大沽和天津有卫三畏和丁韪良。”

      (五)“宽容条款”

      从《天津条约》起,开始出现了所谓“宽容条款”。该条款规定传教士及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中国享有特权。条款译文如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所遵奉的信仰原则是劝人行善爱人如己。今后凡安分奉行与宣扬这些道理的人,不能因为他们信仰原故,受到骚扰和迫害。任何人,不管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中国的信徒,如果他们是和平地根据这些道理进行宣传与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就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受到干涉和骚扰。”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传教史学者丹尼斯在他的《近代传教事业的号召》一书中说:“著名的‘宽容条款’的订入条约,就是得力于卫三畏博士的,后来也订入了英国条约中。”美国公使列威廉原本坚持《天津条约》要在原定的6月18日签约,因为他想赶在英、法的前面签约,避免造成印象说,美国所争取的特权是由于英法武力进攻的结果。丁韪良追述美国抢在英、法之前订约的原因时说:“有一则中国寓言,讲到一只狐狸走在一只老虎前面几步,幻想野兽们是因看见了狐狸才引起慌乱的。”但当时对于“宽容条款”的内容及如何把它塞进《天津条约》中去尚未斟酌好。卫三畏在条约签订之前一夜未睡,琢磨着如何把这件事办成。第二天一早他就和丁韪良坐了轿子去,与清政府的代表桂良谈判。据卫三畏在日记中说:“我们把修正稿交给了张某,他开始想争辩,但我们立刻告诉他,必须把文件送给钦差大臣原件批准,因为我们坚决主张这样写法。我们的努力和焦虑都得到了酬报。几分钟后,他回来报告说,桂良已同意了这个条款。”他们就是这样使用威吓手段把“宽容条款”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宽容条款”的要害是,不仅外国传教士,连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也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不但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把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中国的广大人民分裂开来。中国的信徒成了所谓“教民”,受“洋鬼子”的保护。美国著名史学家赖德烈对“宽容条款”坦率评论:“条约不仅使传教士,而且也使中国信徒归于外国权力的保护之下。这就给入教的人一定的保障,对增加教会人数来说,起了刺激的作用。但这项条款也有它的不幸牵连与后果。它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把对方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宽容条款”使教会成为“国中之国”,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卫三畏和丁韪良都夸口说,后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的“宽容条款”,是英国跟随美国签订的。卫三畏说:“据我当时的了解,如果我们的条约中没有包含这个条款,英国的条约中是不会放进去的。”

      (六)《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在侵略者的威逼之下签订后,美、英、法等国在一年以后又借口到北京批准换约,挑起新的战争。英法联军进占天津和北京,火烧圆明园,满清政府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于1860年10月与英法强盗订立了《北京条约》。

      在《北京条约》签订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Louis Delamarre),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使天主教会后来在内地广置产业、霸占田地有了合法的依据。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从而使传教士更加放肆地进行传教和侵略活动。美国教会传教史专家拉脱勒特说:“1858年和1860年的条约使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地位起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使教会的大发展成为可能。”

      四、参与经济掠夺

      美国原驻上海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条款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直接从他们在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以及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还勒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忻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

      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传教士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72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15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43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俯拾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并于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们以及在其庇护下的一些教民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大小教案1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150楼 大队工
      向你道歉,以前有所冒犯,对不起了!

      你是个真正的将军!是个领兵打仗的人物!

      有理有据,直指痛处,好!仗就是这样打的!

      一篇文章比一千句口号有用的多。

      152楼 3q
      这个就直接“黑变粉”了?

      爽快,不亏是军人后代。

      156楼 大队工
      给你两条建议:

      1.翻阅一下60年代我们的党中央连续发表的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看看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为让全国人民看清真相,是怎样揭开那个”苏联老大哥”那虚伪的面纱,露出其修正主义本质的。如果多喊几句”打倒苏修!”、”苏修是王八蛋!”,就能解决问题,又何必如此费事!

      2. 多读几本书,收集一些资料,认真写几篇批驳二李之流的文章,这才是应该干的正事,比总是标榜自己是个反二李的英雄强!

      老先生,这些口号我都不知道,真的。

      您那辈才是喜欢喊口号的,我没有对您不尊敬的意思,我也绝对相信,您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但,您“黑转粉”也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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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给“独立思考着”就道歉,是不是“黑转粉”快了点。让你家的老太爷看见了不太好吧。

      别和我一般见识,您吃过的盐,比我看到的海还多。

      祝您健康长寿。

      2019/3/23 8:35:10
      左箭头-小图标

      ......
      81楼 右武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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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4楼 右武卫将军
      《传教士在中国的罪行》

      一、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70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1000箱(每箱100斤或120斤)鸦片输入中国。到19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4000多箱。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4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400银元到800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

      (一)参与鸦片贸易

      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不少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过从甚密。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15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500英镑升至1000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郭实腊工作了3天,我给了他1000块钱”。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二)反对禁烟

      由于西方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清政府的动态。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以为林会像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月27日同意交出20283箱鸦片,到5月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8箱),6月3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6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10人一起从澳门乘坐“马礼逊”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清政府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到11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

      1839年9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清政府的一个代表。这次会见,裨治文与清政府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企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惺惺地对此表示,“令我们很痛心”。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传教士们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二、参与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在对华侵略中的作用直言不讳:“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入侵中国起,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中国的重要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随时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实际上他们充当了本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情报员。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的知名传教士如郭实腊、马礼逊、裨治文、伯驾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间谍,鼓吹战争,为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掠夺中国财富出谋划策。他们还直接服务或参与了西方列强发动的一次次对华侵略战争。黎金牧师(The Rev.John Liggins)在他所著《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一书里说:传教士“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而这种情报从别的方面是不容易得到的”。

      (一)制造舆论鼓吹战争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传教士们就与西方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本国和其他列强政府使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就是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要一系列特权。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立即对此做出反映,在1834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行动:“我们认为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将会同意他们的主要立场,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果断措施。”“中国这种态度,……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1835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竟然鼓吹战争:“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1836年2月号上登有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提到“最近在沿海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36年8月号发表了一篇中国军事实力的情报调查,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1840年2、3月间,英国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中国丛报》在当时被称为“关于中国情报的矿藏”和在华商人及传教士的喉舌。它通过制造舆论,提供情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二)搜集情报参与战争

      鸦片战争开始后,传教士们继续为英国侵略军提供情报,有些传教士还直接到军中服役、随军进行活动。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当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800英镑和1000英镑。他们成为英军中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Pot? tinger)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打算后撤时,马儒翰则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去。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一个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间,他曾10次到中国沿海侦察,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重要资本。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郭实腊就去对百姓进行欺骗宣传,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当时有些老百姓就质问郭实腊:“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问得郭实腊无法回答,以致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当地百姓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当英军于1842年6月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情况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又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30万银元的所谓赎城费。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为英军亲自带路,冲进镇江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屠杀掳掠。郭实腊还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对鸦片战争,传教士是极力赞成的。美国传教士雷维斯(Nevius)说:“不管对不对,这个战争(即鸦片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来开辟我们对这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鸦片战争刚打响后,他立即由华返美,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迫使清政府签订对美有利的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为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和文惠廉(Wil? 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

      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

      (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经商、传教,并享有一系列特权。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殖民主义者们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认为条约的规定是对他们在中国自由活动的限制,希望能取消条约的规定,自由地到中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1849年裨治文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说:“我对大使们在这个问题上作这样的规定,一直认为是既不聪明又失策的。把和外国通商限制在几个口岸,也许是正确而适当的。……但依我看来,不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人民的个人自由就这样被一个条约所剥夺。这些规定没有人遵守过。大家感到不自然,而且受了委屈。只要这些规定继续有效,将经常成为令人讨厌的根源,越快废除越好。”充分表达了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所限制,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三)支持并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也是积极的参与者。1856年10月,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艘

      叫“亚罗号”的船上捉拿了12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本是中国的内政,因为船及船主都是中国人,但英国政府却说,此船曾在香港登记过,所以是英国船,尽管当时登记期已过。届时英国的帕斯麦顿政府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时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借口,参与了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美国、俄国也参与进来。

      传教士不仅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为之祷告,把传福音与西方列强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传教士卫三畏在1857年1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西方最强大的四国能够真诚合作,毫无猜忌,共同强迫中国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够在不破坏中国政体和不瓜分中国的领土的情况下传给中国人。但是,这也许不是中国人获得改造的道路。”传教士文惠廉说:“四大基督教强国正在叩着北京的大门。在这样的时候,教会应当迫切祷告上帝,使一切都归荣耀与他,并使救主的福音得以。”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的军舰联合进攻中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向。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联合舰队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在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19日这一天,他们两人和钱忻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审查草约时,美国专使列威廉(W.B.Reed)派人把英法联军决定在第二天进攻大沽炮台的消息通知卫三畏,要他不动声色地马上停止谈判。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英法美俄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给美国的信中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他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作掩护,并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得到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郊外,9月9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纵火焚烧。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所说的:“但若采取一种实际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不能不说传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传教活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一切公务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在这儿履行职责时就无法前进一步。也无法阅读缮写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条文。有了他们就没有遭到任何困难与不便。”

      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

      国《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100多年以来西方列强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西方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其本国利益与清朝政府进行种种讹诈和讨价还价。

      (一)《南京条约》系列

      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作为赔偿英商被毁鸦片与英军军费;割让香港;中国关税税率不得自行改变、不能自己作主;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有领事裁判权等,并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特权。在《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一直有传教士参与。英方签约的全权代表是英军司令璞鼎查。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以及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HenryMedhurstJr.)。

      郭实腊和马儒翰是谈判的主要代表,并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清政府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清政府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谈判一开始,马儒翰就说:“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兵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他还代表英方向清政府代表提出停战条件:首先要中国皇帝认错,其次为不攻打南京城付赎城银300万两,再者赔烟价、赔战费3000万两,还要开辟通商口岸。马提出,若接受这些条件,“即可罢兵息战”。特别恶劣的是,条约的中文稿不是清政府的人而是传教士草拟的。清政府代表曾对条约中的“赎城”一词存有异意,建议“另换字样”,但遭到马儒翰的拒绝。

      (二)《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184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英条约刚一签订时,就怂恿美军司令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伯驾则专程赴美游说美国政府派使节去中国与中国皇帝签订条约。他提出六大理由,都是基于美国侵略者的利益。他指出:“不应该忘记,一个年值1200万美元的贸易是值得保持并加以保护的。”1843年3月,美国任命加勒·顾盛(Cabeb Cushing)(其兄弟约翰·顾盛长期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为全权代表,在三艘战舰的随行下来到中国。传教士伯驾与裨治文得到差会的许可,任使团中文秘书。清政府开始不愿意与美国签约,但伯驾为顾盛出谋划策,让使团用战舰进行威胁,并不断地向使团提供清政府的信息和动向,使美国使团能有的放矢地用武力进行恫吓,迫使清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方面起草了条约并译成中文,伯驾与裨治文参与了谈判。伯驾在日记中写道:“在第一次谈判当中,我们谈到条约草案第十七款,关于‘美国人民得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及殡葬之处’……‘医院’与‘殡葬’之间加入了‘与礼拜堂’的字样……当这个有楔子作用的‘与礼拜堂’字样加入中美条约成为第十七条款时,我感到单为成就这一点而服务,虽一生勤劳也是值得的。”这为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传教内容开了路。伯驾还提到:“凡是像对条约有关的任何问题所有建议,只要是我已经想清楚了并决定下来了,他(指顾盛)无不乐意采纳。”在谈判过程中,伯驾还利用他曾为清政府谈判成员潘仕成的父亲动过手术,从潘处获得清政府谈判使团的内幕情况,以致美方在谈判中处处主动。一个传教士说:“欧洲人用大炮都轰不开的中国大门,伯驾医生用一把外科手术刀就把它撬开了。”在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威助下,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有些条款比英国的条约更损害中国的主权。《南京条约》中对于“协定关税”说“秉公议定则例”,较为含糊。而《望厦条约》则明确地说:“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对于领事裁判权也做了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内,地区也不限于通商口岸,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处理。半殖民地的中国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定的。《望厦条约》还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医院、教堂等,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自此,美国第一个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传教权和置买地产权。美国使团专使顾盛在给美国一个参议员的信中说:在最近与中国谈判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由美国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他们具有罕见的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顾问”。伯驾由此建功而步步高升,于1855年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

      (三)《黄埔条约》

      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眼红英国、美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的许多特权,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Baldus)向巴黎发出呼吁:“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自由,岂非轻而易举?”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也表示:“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第二年即1844年,派遣使臣拉萼尼(Lagrene)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中国。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但法国还不满足,1845年,拉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并用炮舰相威胁,说还有兵船续来,“两国之事,正未可知”。清政府被迫让步。1846年,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做出这个让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教案就是由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四)《天津条约》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传教士们在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条约规定对英、法的“赔款”为800万两,外加“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俄国则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极其广大的领土,共约100万平方公里有余。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的五口外,沿海又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七口,并在长江沿线开放了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在新疆,对俄国也加开了喀什噶尔一口,等等。

      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后者担任卫三畏当时还不会讲的官话翻译官。在炮台未被英、法轰毁以前的大沽的初步谈判中,卫三畏博士拟定了一个条款,订明一切人等有信仰基督教的完全自由,允准美国传教士游历全国各地,租赁或购买房屋土地和携眷居住。中国钦差以规定过于广泛而予以拒绝。但是普提雅廷(俄国公使)却争取到一条,允准俄国教士在一切通商处所传教礼拜,惟这项特权须受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所发护照的限制。所以卫三畏在天津为美国条约拟订了同样的一款,但是列威廉(美国公使)为了护照的规定以及其中以决定传教士中谁有请领护照的责任加诸领事和中国当局的缘故,不同意这样一项条款,后一项规定于是被剔除。条款随即提交中国方面。他们不予同意,但建议将美国传教士限于通商口岸范围之内,至于人数则由领事单独决定。这比已签字的俄国条约所得到的要少,所以卫三畏博士非常不满意。列威廉迫不及待地要在第二天签署条约,……卫三畏博士坚持不渝,在第二天早晨拟妥了一条可以接受的条款,……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在大沽和天津有卫三畏和丁韪良。”

      (五)“宽容条款”

      从《天津条约》起,开始出现了所谓“宽容条款”。该条款规定传教士及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中国享有特权。条款译文如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所遵奉的信仰原则是劝人行善爱人如己。今后凡安分奉行与宣扬这些道理的人,不能因为他们信仰原故,受到骚扰和迫害。任何人,不管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中国的信徒,如果他们是和平地根据这些道理进行宣传与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就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受到干涉和骚扰。”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传教史学者丹尼斯在他的《近代传教事业的号召》一书中说:“著名的‘宽容条款’的订入条约,就是得力于卫三畏博士的,后来也订入了英国条约中。”美国公使列威廉原本坚持《天津条约》要在原定的6月18日签约,因为他想赶在英、法的前面签约,避免造成印象说,美国所争取的特权是由于英法武力进攻的结果。丁韪良追述美国抢在英、法之前订约的原因时说:“有一则中国寓言,讲到一只狐狸走在一只老虎前面几步,幻想野兽们是因看见了狐狸才引起慌乱的。”但当时对于“宽容条款”的内容及如何把它塞进《天津条约》中去尚未斟酌好。卫三畏在条约签订之前一夜未睡,琢磨着如何把这件事办成。第二天一早他就和丁韪良坐了轿子去,与清政府的代表桂良谈判。据卫三畏在日记中说:“我们把修正稿交给了张某,他开始想争辩,但我们立刻告诉他,必须把文件送给钦差大臣原件批准,因为我们坚决主张这样写法。我们的努力和焦虑都得到了酬报。几分钟后,他回来报告说,桂良已同意了这个条款。”他们就是这样使用威吓手段把“宽容条款”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宽容条款”的要害是,不仅外国传教士,连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也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不但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把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中国的广大人民分裂开来。中国的信徒成了所谓“教民”,受“洋鬼子”的保护。美国著名史学家赖德烈对“宽容条款”坦率评论:“条约不仅使传教士,而且也使中国信徒归于外国权力的保护之下。这就给入教的人一定的保障,对增加教会人数来说,起了刺激的作用。但这项条款也有它的不幸牵连与后果。它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把对方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宽容条款”使教会成为“国中之国”,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卫三畏和丁韪良都夸口说,后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的“宽容条款”,是英国跟随美国签订的。卫三畏说:“据我当时的了解,如果我们的条约中没有包含这个条款,英国的条约中是不会放进去的。”

      (六)《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在侵略者的威逼之下签订后,美、英、法等国在一年以后又借口到北京批准换约,挑起新的战争。英法联军进占天津和北京,火烧圆明园,满清政府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于1860年10月与英法强盗订立了《北京条约》。

      在《北京条约》签订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Louis Delamarre),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使天主教会后来在内地广置产业、霸占田地有了合法的依据。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从而使传教士更加放肆地进行传教和侵略活动。美国教会传教史专家拉脱勒特说:“1858年和1860年的条约使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地位起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使教会的大发展成为可能。”

      四、参与经济掠夺

      美国原驻上海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条款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直接从他们在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以及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还勒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忻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

      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传教士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72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15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43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俯拾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并于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们以及在其庇护下的一些教民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大小教案1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150楼 大队工
      向你道歉,以前有所冒犯,对不起了!

      你是个真正的将军!是个领兵打仗的人物!

      有理有据,直指痛处,好!仗就是这样打的!

      一篇文章比一千句口号有用的多。

      152楼 3q
      这个就直接“黑变粉”了?

      爽快,不亏是军人后代。

      在保家卫国方面,我们共同对敌,不行吗?

      中国革命不是靠高喊口号就能成功的,二李的流毒喊口号也肃清不了,我就是佩服拿着扫帚认真清理垃圾的人,而瞧不起那种只会高喊“打倒垃圾!”的口号,处处标榜自己是反二李的英雄的人!

      2019/3/22 22: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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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1楼 右武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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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4楼 右武卫将军
      《传教士在中国的罪行》

      一、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70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1000箱(每箱100斤或120斤)鸦片输入中国。到19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4000多箱。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4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400银元到800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

      (一)参与鸦片贸易

      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不少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过从甚密。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15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500英镑升至1000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郭实腊工作了3天,我给了他1000块钱”。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二)反对禁烟

      由于西方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清政府的动态。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以为林会像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月27日同意交出20283箱鸦片,到5月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8箱),6月3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6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10人一起从澳门乘坐“马礼逊”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清政府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到11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

      1839年9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清政府的一个代表。这次会见,裨治文与清政府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企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惺惺地对此表示,“令我们很痛心”。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传教士们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二、参与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在对华侵略中的作用直言不讳:“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入侵中国起,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中国的重要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随时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实际上他们充当了本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情报员。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的知名传教士如郭实腊、马礼逊、裨治文、伯驾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间谍,鼓吹战争,为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掠夺中国财富出谋划策。他们还直接服务或参与了西方列强发动的一次次对华侵略战争。黎金牧师(The Rev.John Liggins)在他所著《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一书里说:传教士“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而这种情报从别的方面是不容易得到的”。

      (一)制造舆论鼓吹战争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传教士们就与西方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本国和其他列强政府使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就是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要一系列特权。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立即对此做出反映,在1834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行动:“我们认为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将会同意他们的主要立场,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果断措施。”“中国这种态度,……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1835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竟然鼓吹战争:“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1836年2月号上登有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提到“最近在沿海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36年8月号发表了一篇中国军事实力的情报调查,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1840年2、3月间,英国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中国丛报》在当时被称为“关于中国情报的矿藏”和在华商人及传教士的喉舌。它通过制造舆论,提供情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二)搜集情报参与战争

      鸦片战争开始后,传教士们继续为英国侵略军提供情报,有些传教士还直接到军中服役、随军进行活动。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当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800英镑和1000英镑。他们成为英军中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Pot? tinger)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打算后撤时,马儒翰则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去。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一个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间,他曾10次到中国沿海侦察,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重要资本。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郭实腊就去对百姓进行欺骗宣传,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当时有些老百姓就质问郭实腊:“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问得郭实腊无法回答,以致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当地百姓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当英军于1842年6月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情况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又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30万银元的所谓赎城费。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为英军亲自带路,冲进镇江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屠杀掳掠。郭实腊还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对鸦片战争,传教士是极力赞成的。美国传教士雷维斯(Nevius)说:“不管对不对,这个战争(即鸦片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来开辟我们对这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鸦片战争刚打响后,他立即由华返美,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迫使清政府签订对美有利的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为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和文惠廉(Wil? 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

      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

      (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经商、传教,并享有一系列特权。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殖民主义者们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认为条约的规定是对他们在中国自由活动的限制,希望能取消条约的规定,自由地到中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1849年裨治文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说:“我对大使们在这个问题上作这样的规定,一直认为是既不聪明又失策的。把和外国通商限制在几个口岸,也许是正确而适当的。……但依我看来,不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人民的个人自由就这样被一个条约所剥夺。这些规定没有人遵守过。大家感到不自然,而且受了委屈。只要这些规定继续有效,将经常成为令人讨厌的根源,越快废除越好。”充分表达了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所限制,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三)支持并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也是积极的参与者。1856年10月,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艘

      叫“亚罗号”的船上捉拿了12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本是中国的内政,因为船及船主都是中国人,但英国政府却说,此船曾在香港登记过,所以是英国船,尽管当时登记期已过。届时英国的帕斯麦顿政府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时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借口,参与了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美国、俄国也参与进来。

      传教士不仅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为之祷告,把传福音与西方列强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传教士卫三畏在1857年1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西方最强大的四国能够真诚合作,毫无猜忌,共同强迫中国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够在不破坏中国政体和不瓜分中国的领土的情况下传给中国人。但是,这也许不是中国人获得改造的道路。”传教士文惠廉说:“四大基督教强国正在叩着北京的大门。在这样的时候,教会应当迫切祷告上帝,使一切都归荣耀与他,并使救主的福音得以。”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的军舰联合进攻中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向。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联合舰队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在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19日这一天,他们两人和钱忻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审查草约时,美国专使列威廉(W.B.Reed)派人把英法联军决定在第二天进攻大沽炮台的消息通知卫三畏,要他不动声色地马上停止谈判。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英法美俄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给美国的信中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他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作掩护,并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得到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郊外,9月9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纵火焚烧。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所说的:“但若采取一种实际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不能不说传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传教活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一切公务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在这儿履行职责时就无法前进一步。也无法阅读缮写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条文。有了他们就没有遭到任何困难与不便。”

      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

      国《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100多年以来西方列强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西方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其本国利益与清朝政府进行种种讹诈和讨价还价。

      (一)《南京条约》系列

      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作为赔偿英商被毁鸦片与英军军费;割让香港;中国关税税率不得自行改变、不能自己作主;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有领事裁判权等,并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特权。在《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一直有传教士参与。英方签约的全权代表是英军司令璞鼎查。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以及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HenryMedhurstJr.)。

      郭实腊和马儒翰是谈判的主要代表,并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清政府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清政府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谈判一开始,马儒翰就说:“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兵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他还代表英方向清政府代表提出停战条件:首先要中国皇帝认错,其次为不攻打南京城付赎城银300万两,再者赔烟价、赔战费3000万两,还要开辟通商口岸。马提出,若接受这些条件,“即可罢兵息战”。特别恶劣的是,条约的中文稿不是清政府的人而是传教士草拟的。清政府代表曾对条约中的“赎城”一词存有异意,建议“另换字样”,但遭到马儒翰的拒绝。

      (二)《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184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英条约刚一签订时,就怂恿美军司令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伯驾则专程赴美游说美国政府派使节去中国与中国皇帝签订条约。他提出六大理由,都是基于美国侵略者的利益。他指出:“不应该忘记,一个年值1200万美元的贸易是值得保持并加以保护的。”1843年3月,美国任命加勒·顾盛(Cabeb Cushing)(其兄弟约翰·顾盛长期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为全权代表,在三艘战舰的随行下来到中国。传教士伯驾与裨治文得到差会的许可,任使团中文秘书。清政府开始不愿意与美国签约,但伯驾为顾盛出谋划策,让使团用战舰进行威胁,并不断地向使团提供清政府的信息和动向,使美国使团能有的放矢地用武力进行恫吓,迫使清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方面起草了条约并译成中文,伯驾与裨治文参与了谈判。伯驾在日记中写道:“在第一次谈判当中,我们谈到条约草案第十七款,关于‘美国人民得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及殡葬之处’……‘医院’与‘殡葬’之间加入了‘与礼拜堂’的字样……当这个有楔子作用的‘与礼拜堂’字样加入中美条约成为第十七条款时,我感到单为成就这一点而服务,虽一生勤劳也是值得的。”这为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传教内容开了路。伯驾还提到:“凡是像对条约有关的任何问题所有建议,只要是我已经想清楚了并决定下来了,他(指顾盛)无不乐意采纳。”在谈判过程中,伯驾还利用他曾为清政府谈判成员潘仕成的父亲动过手术,从潘处获得清政府谈判使团的内幕情况,以致美方在谈判中处处主动。一个传教士说:“欧洲人用大炮都轰不开的中国大门,伯驾医生用一把外科手术刀就把它撬开了。”在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威助下,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有些条款比英国的条约更损害中国的主权。《南京条约》中对于“协定关税”说“秉公议定则例”,较为含糊。而《望厦条约》则明确地说:“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对于领事裁判权也做了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内,地区也不限于通商口岸,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处理。半殖民地的中国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定的。《望厦条约》还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医院、教堂等,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自此,美国第一个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传教权和置买地产权。美国使团专使顾盛在给美国一个参议员的信中说:在最近与中国谈判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由美国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他们具有罕见的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顾问”。伯驾由此建功而步步高升,于1855年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

      (三)《黄埔条约》

      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眼红英国、美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的许多特权,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Baldus)向巴黎发出呼吁:“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自由,岂非轻而易举?”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也表示:“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第二年即1844年,派遣使臣拉萼尼(Lagrene)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中国。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但法国还不满足,1845年,拉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并用炮舰相威胁,说还有兵船续来,“两国之事,正未可知”。清政府被迫让步。1846年,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做出这个让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教案就是由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四)《天津条约》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传教士们在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条约规定对英、法的“赔款”为800万两,外加“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俄国则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极其广大的领土,共约100万平方公里有余。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的五口外,沿海又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七口,并在长江沿线开放了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在新疆,对俄国也加开了喀什噶尔一口,等等。

      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后者担任卫三畏当时还不会讲的官话翻译官。在炮台未被英、法轰毁以前的大沽的初步谈判中,卫三畏博士拟定了一个条款,订明一切人等有信仰基督教的完全自由,允准美国传教士游历全国各地,租赁或购买房屋土地和携眷居住。中国钦差以规定过于广泛而予以拒绝。但是普提雅廷(俄国公使)却争取到一条,允准俄国教士在一切通商处所传教礼拜,惟这项特权须受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所发护照的限制。所以卫三畏在天津为美国条约拟订了同样的一款,但是列威廉(美国公使)为了护照的规定以及其中以决定传教士中谁有请领护照的责任加诸领事和中国当局的缘故,不同意这样一项条款,后一项规定于是被剔除。条款随即提交中国方面。他们不予同意,但建议将美国传教士限于通商口岸范围之内,至于人数则由领事单独决定。这比已签字的俄国条约所得到的要少,所以卫三畏博士非常不满意。列威廉迫不及待地要在第二天签署条约,……卫三畏博士坚持不渝,在第二天早晨拟妥了一条可以接受的条款,……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在大沽和天津有卫三畏和丁韪良。”

      (五)“宽容条款”

      从《天津条约》起,开始出现了所谓“宽容条款”。该条款规定传教士及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中国享有特权。条款译文如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所遵奉的信仰原则是劝人行善爱人如己。今后凡安分奉行与宣扬这些道理的人,不能因为他们信仰原故,受到骚扰和迫害。任何人,不管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中国的信徒,如果他们是和平地根据这些道理进行宣传与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就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受到干涉和骚扰。”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传教史学者丹尼斯在他的《近代传教事业的号召》一书中说:“著名的‘宽容条款’的订入条约,就是得力于卫三畏博士的,后来也订入了英国条约中。”美国公使列威廉原本坚持《天津条约》要在原定的6月18日签约,因为他想赶在英、法的前面签约,避免造成印象说,美国所争取的特权是由于英法武力进攻的结果。丁韪良追述美国抢在英、法之前订约的原因时说:“有一则中国寓言,讲到一只狐狸走在一只老虎前面几步,幻想野兽们是因看见了狐狸才引起慌乱的。”但当时对于“宽容条款”的内容及如何把它塞进《天津条约》中去尚未斟酌好。卫三畏在条约签订之前一夜未睡,琢磨着如何把这件事办成。第二天一早他就和丁韪良坐了轿子去,与清政府的代表桂良谈判。据卫三畏在日记中说:“我们把修正稿交给了张某,他开始想争辩,但我们立刻告诉他,必须把文件送给钦差大臣原件批准,因为我们坚决主张这样写法。我们的努力和焦虑都得到了酬报。几分钟后,他回来报告说,桂良已同意了这个条款。”他们就是这样使用威吓手段把“宽容条款”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宽容条款”的要害是,不仅外国传教士,连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也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不但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把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中国的广大人民分裂开来。中国的信徒成了所谓“教民”,受“洋鬼子”的保护。美国著名史学家赖德烈对“宽容条款”坦率评论:“条约不仅使传教士,而且也使中国信徒归于外国权力的保护之下。这就给入教的人一定的保障,对增加教会人数来说,起了刺激的作用。但这项条款也有它的不幸牵连与后果。它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把对方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宽容条款”使教会成为“国中之国”,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卫三畏和丁韪良都夸口说,后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的“宽容条款”,是英国跟随美国签订的。卫三畏说:“据我当时的了解,如果我们的条约中没有包含这个条款,英国的条约中是不会放进去的。”

      (六)《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在侵略者的威逼之下签订后,美、英、法等国在一年以后又借口到北京批准换约,挑起新的战争。英法联军进占天津和北京,火烧圆明园,满清政府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于1860年10月与英法强盗订立了《北京条约》。

      在《北京条约》签订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Louis Delamarre),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使天主教会后来在内地广置产业、霸占田地有了合法的依据。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从而使传教士更加放肆地进行传教和侵略活动。美国教会传教史专家拉脱勒特说:“1858年和1860年的条约使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地位起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使教会的大发展成为可能。”

      四、参与经济掠夺

      美国原驻上海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条款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直接从他们在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以及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还勒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忻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

      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传教士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72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15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43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俯拾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并于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们以及在其庇护下的一些教民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大小教案1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150楼 大队工
      向你道歉,以前有所冒犯,对不起了!

      你是个真正的将军!是个领兵打仗的人物!

      有理有据,直指痛处,好!仗就是这样打的!

      一篇文章比一千句口号有用的多。

      152楼 3q
      这个就直接“黑变粉”了?

      爽快,不亏是军人后代。

      给你两条建议:

      1.翻阅一下60年代我们的党中央连续发表的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看看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为让全国人民看清真相,是怎样揭开那个”苏联老大哥”那虚伪的面纱,露出其修正主义本质的。如果多喊几句”打倒苏修!”、”苏修是王八蛋!”,就能解决问题,又何必如此费事!

      2. 多读几本书,收集一些资料,认真写几篇批驳二李之流的文章,这才是应该干的正事,比总是标榜自己是个反二李的英雄强!

      2019/3/22 22:25:02
      左箭头-小图标

      ......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4楼 右武卫将军
      《传教士在中国的罪行》

      一、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70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1000箱(每箱100斤或120斤)鸦片输入中国。到19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4000多箱。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4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400银元到800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

      (一)参与鸦片贸易

      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不少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过从甚密。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15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500英镑升至1000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郭实腊工作了3天,我给了他1000块钱”。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二)反对禁烟

      由于西方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清政府的动态。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以为林会像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月27日同意交出20283箱鸦片,到5月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8箱),6月3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6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10人一起从澳门乘坐“马礼逊”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清政府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到11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

      1839年9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清政府的一个代表。这次会见,裨治文与清政府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企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惺惺地对此表示,“令我们很痛心”。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传教士们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二、参与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在对华侵略中的作用直言不讳:“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入侵中国起,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中国的重要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随时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实际上他们充当了本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情报员。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的知名传教士如郭实腊、马礼逊、裨治文、伯驾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间谍,鼓吹战争,为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掠夺中国财富出谋划策。他们还直接服务或参与了西方列强发动的一次次对华侵略战争。黎金牧师(The Rev.John Liggins)在他所著《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一书里说:传教士“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而这种情报从别的方面是不容易得到的”。

      (一)制造舆论鼓吹战争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传教士们就与西方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本国和其他列强政府使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就是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要一系列特权。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立即对此做出反映,在1834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行动:“我们认为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将会同意他们的主要立场,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果断措施。”“中国这种态度,……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1835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竟然鼓吹战争:“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1836年2月号上登有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提到“最近在沿海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36年8月号发表了一篇中国军事实力的情报调查,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1840年2、3月间,英国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中国丛报》在当时被称为“关于中国情报的矿藏”和在华商人及传教士的喉舌。它通过制造舆论,提供情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二)搜集情报参与战争

      鸦片战争开始后,传教士们继续为英国侵略军提供情报,有些传教士还直接到军中服役、随军进行活动。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当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800英镑和1000英镑。他们成为英军中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Pot? tinger)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打算后撤时,马儒翰则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去。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一个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间,他曾10次到中国沿海侦察,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重要资本。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郭实腊就去对百姓进行欺骗宣传,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当时有些老百姓就质问郭实腊:“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问得郭实腊无法回答,以致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当地百姓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当英军于1842年6月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情况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又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30万银元的所谓赎城费。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为英军亲自带路,冲进镇江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屠杀掳掠。郭实腊还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对鸦片战争,传教士是极力赞成的。美国传教士雷维斯(Nevius)说:“不管对不对,这个战争(即鸦片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来开辟我们对这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鸦片战争刚打响后,他立即由华返美,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迫使清政府签订对美有利的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为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和文惠廉(Wil? 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

      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

      (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经商、传教,并享有一系列特权。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殖民主义者们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认为条约的规定是对他们在中国自由活动的限制,希望能取消条约的规定,自由地到中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1849年裨治文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说:“我对大使们在这个问题上作这样的规定,一直认为是既不聪明又失策的。把和外国通商限制在几个口岸,也许是正确而适当的。……但依我看来,不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人民的个人自由就这样被一个条约所剥夺。这些规定没有人遵守过。大家感到不自然,而且受了委屈。只要这些规定继续有效,将经常成为令人讨厌的根源,越快废除越好。”充分表达了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所限制,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三)支持并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也是积极的参与者。1856年10月,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艘

      叫“亚罗号”的船上捉拿了12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本是中国的内政,因为船及船主都是中国人,但英国政府却说,此船曾在香港登记过,所以是英国船,尽管当时登记期已过。届时英国的帕斯麦顿政府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时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借口,参与了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美国、俄国也参与进来。

      传教士不仅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为之祷告,把传福音与西方列强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传教士卫三畏在1857年1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西方最强大的四国能够真诚合作,毫无猜忌,共同强迫中国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够在不破坏中国政体和不瓜分中国的领土的情况下传给中国人。但是,这也许不是中国人获得改造的道路。”传教士文惠廉说:“四大基督教强国正在叩着北京的大门。在这样的时候,教会应当迫切祷告上帝,使一切都归荣耀与他,并使救主的福音得以。”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的军舰联合进攻中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向。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联合舰队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在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19日这一天,他们两人和钱忻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审查草约时,美国专使列威廉(W.B.Reed)派人把英法联军决定在第二天进攻大沽炮台的消息通知卫三畏,要他不动声色地马上停止谈判。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英法美俄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给美国的信中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他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作掩护,并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得到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郊外,9月9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纵火焚烧。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所说的:“但若采取一种实际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不能不说传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传教活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一切公务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在这儿履行职责时就无法前进一步。也无法阅读缮写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条文。有了他们就没有遭到任何困难与不便。”

      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

      国《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100多年以来西方列强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西方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其本国利益与清朝政府进行种种讹诈和讨价还价。

      (一)《南京条约》系列

      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作为赔偿英商被毁鸦片与英军军费;割让香港;中国关税税率不得自行改变、不能自己作主;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有领事裁判权等,并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特权。在《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一直有传教士参与。英方签约的全权代表是英军司令璞鼎查。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以及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HenryMedhurstJr.)。

      郭实腊和马儒翰是谈判的主要代表,并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清政府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清政府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谈判一开始,马儒翰就说:“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兵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他还代表英方向清政府代表提出停战条件:首先要中国皇帝认错,其次为不攻打南京城付赎城银300万两,再者赔烟价、赔战费3000万两,还要开辟通商口岸。马提出,若接受这些条件,“即可罢兵息战”。特别恶劣的是,条约的中文稿不是清政府的人而是传教士草拟的。清政府代表曾对条约中的“赎城”一词存有异意,建议“另换字样”,但遭到马儒翰的拒绝。

      (二)《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184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英条约刚一签订时,就怂恿美军司令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伯驾则专程赴美游说美国政府派使节去中国与中国皇帝签订条约。他提出六大理由,都是基于美国侵略者的利益。他指出:“不应该忘记,一个年值1200万美元的贸易是值得保持并加以保护的。”1843年3月,美国任命加勒·顾盛(Cabeb Cushing)(其兄弟约翰·顾盛长期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为全权代表,在三艘战舰的随行下来到中国。传教士伯驾与裨治文得到差会的许可,任使团中文秘书。清政府开始不愿意与美国签约,但伯驾为顾盛出谋划策,让使团用战舰进行威胁,并不断地向使团提供清政府的信息和动向,使美国使团能有的放矢地用武力进行恫吓,迫使清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方面起草了条约并译成中文,伯驾与裨治文参与了谈判。伯驾在日记中写道:“在第一次谈判当中,我们谈到条约草案第十七款,关于‘美国人民得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及殡葬之处’……‘医院’与‘殡葬’之间加入了‘与礼拜堂’的字样……当这个有楔子作用的‘与礼拜堂’字样加入中美条约成为第十七条款时,我感到单为成就这一点而服务,虽一生勤劳也是值得的。”这为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传教内容开了路。伯驾还提到:“凡是像对条约有关的任何问题所有建议,只要是我已经想清楚了并决定下来了,他(指顾盛)无不乐意采纳。”在谈判过程中,伯驾还利用他曾为清政府谈判成员潘仕成的父亲动过手术,从潘处获得清政府谈判使团的内幕情况,以致美方在谈判中处处主动。一个传教士说:“欧洲人用大炮都轰不开的中国大门,伯驾医生用一把外科手术刀就把它撬开了。”在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威助下,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有些条款比英国的条约更损害中国的主权。《南京条约》中对于“协定关税”说“秉公议定则例”,较为含糊。而《望厦条约》则明确地说:“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对于领事裁判权也做了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内,地区也不限于通商口岸,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处理。半殖民地的中国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定的。《望厦条约》还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医院、教堂等,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自此,美国第一个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传教权和置买地产权。美国使团专使顾盛在给美国一个参议员的信中说:在最近与中国谈判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由美国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他们具有罕见的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顾问”。伯驾由此建功而步步高升,于1855年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

      (三)《黄埔条约》

      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眼红英国、美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的许多特权,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Baldus)向巴黎发出呼吁:“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自由,岂非轻而易举?”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也表示:“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第二年即1844年,派遣使臣拉萼尼(Lagrene)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中国。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但法国还不满足,1845年,拉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并用炮舰相威胁,说还有兵船续来,“两国之事,正未可知”。清政府被迫让步。1846年,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做出这个让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教案就是由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四)《天津条约》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传教士们在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条约规定对英、法的“赔款”为800万两,外加“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俄国则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极其广大的领土,共约100万平方公里有余。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的五口外,沿海又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七口,并在长江沿线开放了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在新疆,对俄国也加开了喀什噶尔一口,等等。

      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后者担任卫三畏当时还不会讲的官话翻译官。在炮台未被英、法轰毁以前的大沽的初步谈判中,卫三畏博士拟定了一个条款,订明一切人等有信仰基督教的完全自由,允准美国传教士游历全国各地,租赁或购买房屋土地和携眷居住。中国钦差以规定过于广泛而予以拒绝。但是普提雅廷(俄国公使)却争取到一条,允准俄国教士在一切通商处所传教礼拜,惟这项特权须受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所发护照的限制。所以卫三畏在天津为美国条约拟订了同样的一款,但是列威廉(美国公使)为了护照的规定以及其中以决定传教士中谁有请领护照的责任加诸领事和中国当局的缘故,不同意这样一项条款,后一项规定于是被剔除。条款随即提交中国方面。他们不予同意,但建议将美国传教士限于通商口岸范围之内,至于人数则由领事单独决定。这比已签字的俄国条约所得到的要少,所以卫三畏博士非常不满意。列威廉迫不及待地要在第二天签署条约,……卫三畏博士坚持不渝,在第二天早晨拟妥了一条可以接受的条款,……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在大沽和天津有卫三畏和丁韪良。”

      (五)“宽容条款”

      从《天津条约》起,开始出现了所谓“宽容条款”。该条款规定传教士及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中国享有特权。条款译文如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所遵奉的信仰原则是劝人行善爱人如己。今后凡安分奉行与宣扬这些道理的人,不能因为他们信仰原故,受到骚扰和迫害。任何人,不管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中国的信徒,如果他们是和平地根据这些道理进行宣传与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就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受到干涉和骚扰。”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传教史学者丹尼斯在他的《近代传教事业的号召》一书中说:“著名的‘宽容条款’的订入条约,就是得力于卫三畏博士的,后来也订入了英国条约中。”美国公使列威廉原本坚持《天津条约》要在原定的6月18日签约,因为他想赶在英、法的前面签约,避免造成印象说,美国所争取的特权是由于英法武力进攻的结果。丁韪良追述美国抢在英、法之前订约的原因时说:“有一则中国寓言,讲到一只狐狸走在一只老虎前面几步,幻想野兽们是因看见了狐狸才引起慌乱的。”但当时对于“宽容条款”的内容及如何把它塞进《天津条约》中去尚未斟酌好。卫三畏在条约签订之前一夜未睡,琢磨着如何把这件事办成。第二天一早他就和丁韪良坐了轿子去,与清政府的代表桂良谈判。据卫三畏在日记中说:“我们把修正稿交给了张某,他开始想争辩,但我们立刻告诉他,必须把文件送给钦差大臣原件批准,因为我们坚决主张这样写法。我们的努力和焦虑都得到了酬报。几分钟后,他回来报告说,桂良已同意了这个条款。”他们就是这样使用威吓手段把“宽容条款”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宽容条款”的要害是,不仅外国传教士,连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也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不但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把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中国的广大人民分裂开来。中国的信徒成了所谓“教民”,受“洋鬼子”的保护。美国著名史学家赖德烈对“宽容条款”坦率评论:“条约不仅使传教士,而且也使中国信徒归于外国权力的保护之下。这就给入教的人一定的保障,对增加教会人数来说,起了刺激的作用。但这项条款也有它的不幸牵连与后果。它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把对方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宽容条款”使教会成为“国中之国”,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卫三畏和丁韪良都夸口说,后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的“宽容条款”,是英国跟随美国签订的。卫三畏说:“据我当时的了解,如果我们的条约中没有包含这个条款,英国的条约中是不会放进去的。”

      (六)《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在侵略者的威逼之下签订后,美、英、法等国在一年以后又借口到北京批准换约,挑起新的战争。英法联军进占天津和北京,火烧圆明园,满清政府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于1860年10月与英法强盗订立了《北京条约》。

      在《北京条约》签订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Louis Delamarre),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使天主教会后来在内地广置产业、霸占田地有了合法的依据。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从而使传教士更加放肆地进行传教和侵略活动。美国教会传教史专家拉脱勒特说:“1858年和1860年的条约使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地位起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使教会的大发展成为可能。”

      四、参与经济掠夺

      美国原驻上海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条款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直接从他们在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以及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还勒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忻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

      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传教士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72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15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43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俯拾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并于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们以及在其庇护下的一些教民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大小教案1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150楼 大队工
      向你道歉,以前有所冒犯,对不起了!

      你是个真正的将军!是个领兵打仗的人物!

      有理有据,直指痛处,好!仗就是这样打的!

      一篇文章比一千句口号有用的多。

      152楼 3q
      这个就直接“黑变粉”了?

      爽快,不亏是军人后代。

      给你两条建议:

      1.翻阅一下60年代我们的党中央连续发表的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看看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为让全国人民看清真相,是怎样揭开那个”苏联老大哥”那虚伪的面纱,露出其修正主义本质的。如果多喊几句”打倒苏修!”、”苏修是王八蛋!”,就能解决问题,又何必如此费事!

      2. 多读几本书,收集一些资料,认真写几篇批驳二李之流的文章,这才是应该干的正事,比总是标榜自己是个反二李的英雄强!

      2019/3/22 22: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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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6楼 右武卫将军
      1877 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议 ,这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全面侵略活动的开始。以狄考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在会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狄考文批评了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的“错误”思想 。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 ,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 ,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他在会上疾呼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使教外青年受了教会教育后能倾心入教 ,倾慕西方文明,改变旧有的“异教”思想, 最后达到奴化目的 。他甚至设计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阴谋, 通过教会教育的培养来使他们影响中国 ,进而统治中国 ,彻底地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这次大会成立了以丁匙良 、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 、傅兰雅等为成员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 他们编了一些如《教会三字经》 、《耶稣事略五字经》 、《旧约史记课本》等宗教用书,主要内容是灌输宗教迷信 ,用以造就帝国主义的顺民———教民 。除此外还编了一些中外历史、自然科学的读本 。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宗教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 ,对我国进行歪曲和贬谪 ,使学生读后产生崇洋和自卑之感 。

      狄考文在 1890 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用心极为险恶地指出 :“真正的基督教学校 ,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 ,而是使受教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 … …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就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教传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 ,使他在他的一生 ,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 ,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 。 …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 , 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 。这就中国来说 ,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 ,使他们能胜任中国的旧士大夫, 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119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杀人,不犯奸淫,孝顺父母,不发伪誓,视人为己,不侵害他人财产,十一奉献,背着十字架作人,勤力工作,不烟不酒,随时自检是否影响他人与公众型像与利益

      我自信做到了,并且随时严律自己

      冈村宁次罪恶涛天,被国际法庭判处铰刑,法官大多信教,你和他们相比,谁更诫心向主?

      2019/3/22 22:23:44
      • 军衔:陆军中尉
      • 军号:2133647
      • 工分: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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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4楼 右武卫将军
      《传教士在中国的罪行》

      一、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70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1000箱(每箱100斤或120斤)鸦片输入中国。到19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4000多箱。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4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400银元到800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

      (一)参与鸦片贸易

      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不少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过从甚密。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15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500英镑升至1000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郭实腊工作了3天,我给了他1000块钱”。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二)反对禁烟

      由于西方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清政府的动态。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以为林会像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月27日同意交出20283箱鸦片,到5月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8箱),6月3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6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10人一起从澳门乘坐“马礼逊”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清政府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到11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

      1839年9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清政府的一个代表。这次会见,裨治文与清政府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企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惺惺地对此表示,“令我们很痛心”。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传教士们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二、参与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在对华侵略中的作用直言不讳:“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入侵中国起,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中国的重要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随时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实际上他们充当了本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情报员。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的知名传教士如郭实腊、马礼逊、裨治文、伯驾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间谍,鼓吹战争,为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掠夺中国财富出谋划策。他们还直接服务或参与了西方列强发动的一次次对华侵略战争。黎金牧师(The Rev.John Liggins)在他所著《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一书里说:传教士“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而这种情报从别的方面是不容易得到的”。

      (一)制造舆论鼓吹战争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传教士们就与西方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本国和其他列强政府使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就是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要一系列特权。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立即对此做出反映,在1834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行动:“我们认为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将会同意他们的主要立场,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果断措施。”“中国这种态度,……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1835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竟然鼓吹战争:“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1836年2月号上登有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提到“最近在沿海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36年8月号发表了一篇中国军事实力的情报调查,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1840年2、3月间,英国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中国丛报》在当时被称为“关于中国情报的矿藏”和在华商人及传教士的喉舌。它通过制造舆论,提供情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二)搜集情报参与战争

      鸦片战争开始后,传教士们继续为英国侵略军提供情报,有些传教士还直接到军中服役、随军进行活动。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当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800英镑和1000英镑。他们成为英军中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Pot? tinger)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打算后撤时,马儒翰则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去。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一个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间,他曾10次到中国沿海侦察,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重要资本。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郭实腊就去对百姓进行欺骗宣传,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当时有些老百姓就质问郭实腊:“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问得郭实腊无法回答,以致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当地百姓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当英军于1842年6月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情况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又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30万银元的所谓赎城费。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为英军亲自带路,冲进镇江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屠杀掳掠。郭实腊还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对鸦片战争,传教士是极力赞成的。美国传教士雷维斯(Nevius)说:“不管对不对,这个战争(即鸦片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来开辟我们对这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鸦片战争刚打响后,他立即由华返美,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迫使清政府签订对美有利的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为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和文惠廉(Wil? 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

      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

      (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经商、传教,并享有一系列特权。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殖民主义者们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认为条约的规定是对他们在中国自由活动的限制,希望能取消条约的规定,自由地到中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1849年裨治文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说:“我对大使们在这个问题上作这样的规定,一直认为是既不聪明又失策的。把和外国通商限制在几个口岸,也许是正确而适当的。……但依我看来,不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人民的个人自由就这样被一个条约所剥夺。这些规定没有人遵守过。大家感到不自然,而且受了委屈。只要这些规定继续有效,将经常成为令人讨厌的根源,越快废除越好。”充分表达了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所限制,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三)支持并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也是积极的参与者。1856年10月,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艘

      叫“亚罗号”的船上捉拿了12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本是中国的内政,因为船及船主都是中国人,但英国政府却说,此船曾在香港登记过,所以是英国船,尽管当时登记期已过。届时英国的帕斯麦顿政府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时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借口,参与了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美国、俄国也参与进来。

      传教士不仅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为之祷告,把传福音与西方列强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传教士卫三畏在1857年1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西方最强大的四国能够真诚合作,毫无猜忌,共同强迫中国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够在不破坏中国政体和不瓜分中国的领土的情况下传给中国人。但是,这也许不是中国人获得改造的道路。”传教士文惠廉说:“四大基督教强国正在叩着北京的大门。在这样的时候,教会应当迫切祷告上帝,使一切都归荣耀与他,并使救主的福音得以。”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的军舰联合进攻中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向。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联合舰队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在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19日这一天,他们两人和钱忻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审查草约时,美国专使列威廉(W.B.Reed)派人把英法联军决定在第二天进攻大沽炮台的消息通知卫三畏,要他不动声色地马上停止谈判。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英法美俄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给美国的信中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他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作掩护,并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得到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郊外,9月9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纵火焚烧。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所说的:“但若采取一种实际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不能不说传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传教活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一切公务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在这儿履行职责时就无法前进一步。也无法阅读缮写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条文。有了他们就没有遭到任何困难与不便。”

      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

      国《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100多年以来西方列强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西方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其本国利益与清朝政府进行种种讹诈和讨价还价。

      (一)《南京条约》系列

      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作为赔偿英商被毁鸦片与英军军费;割让香港;中国关税税率不得自行改变、不能自己作主;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有领事裁判权等,并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特权。在《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一直有传教士参与。英方签约的全权代表是英军司令璞鼎查。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以及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HenryMedhurstJr.)。

      郭实腊和马儒翰是谈判的主要代表,并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清政府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清政府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谈判一开始,马儒翰就说:“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兵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他还代表英方向清政府代表提出停战条件:首先要中国皇帝认错,其次为不攻打南京城付赎城银300万两,再者赔烟价、赔战费3000万两,还要开辟通商口岸。马提出,若接受这些条件,“即可罢兵息战”。特别恶劣的是,条约的中文稿不是清政府的人而是传教士草拟的。清政府代表曾对条约中的“赎城”一词存有异意,建议“另换字样”,但遭到马儒翰的拒绝。

      (二)《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184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英条约刚一签订时,就怂恿美军司令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伯驾则专程赴美游说美国政府派使节去中国与中国皇帝签订条约。他提出六大理由,都是基于美国侵略者的利益。他指出:“不应该忘记,一个年值1200万美元的贸易是值得保持并加以保护的。”1843年3月,美国任命加勒·顾盛(Cabeb Cushing)(其兄弟约翰·顾盛长期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为全权代表,在三艘战舰的随行下来到中国。传教士伯驾与裨治文得到差会的许可,任使团中文秘书。清政府开始不愿意与美国签约,但伯驾为顾盛出谋划策,让使团用战舰进行威胁,并不断地向使团提供清政府的信息和动向,使美国使团能有的放矢地用武力进行恫吓,迫使清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方面起草了条约并译成中文,伯驾与裨治文参与了谈判。伯驾在日记中写道:“在第一次谈判当中,我们谈到条约草案第十七款,关于‘美国人民得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及殡葬之处’……‘医院’与‘殡葬’之间加入了‘与礼拜堂’的字样……当这个有楔子作用的‘与礼拜堂’字样加入中美条约成为第十七条款时,我感到单为成就这一点而服务,虽一生勤劳也是值得的。”这为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传教内容开了路。伯驾还提到:“凡是像对条约有关的任何问题所有建议,只要是我已经想清楚了并决定下来了,他(指顾盛)无不乐意采纳。”在谈判过程中,伯驾还利用他曾为清政府谈判成员潘仕成的父亲动过手术,从潘处获得清政府谈判使团的内幕情况,以致美方在谈判中处处主动。一个传教士说:“欧洲人用大炮都轰不开的中国大门,伯驾医生用一把外科手术刀就把它撬开了。”在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威助下,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有些条款比英国的条约更损害中国的主权。《南京条约》中对于“协定关税”说“秉公议定则例”,较为含糊。而《望厦条约》则明确地说:“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对于领事裁判权也做了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内,地区也不限于通商口岸,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处理。半殖民地的中国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定的。《望厦条约》还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医院、教堂等,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自此,美国第一个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传教权和置买地产权。美国使团专使顾盛在给美国一个参议员的信中说:在最近与中国谈判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由美国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他们具有罕见的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顾问”。伯驾由此建功而步步高升,于1855年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

      (三)《黄埔条约》

      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眼红英国、美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的许多特权,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Baldus)向巴黎发出呼吁:“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自由,岂非轻而易举?”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也表示:“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第二年即1844年,派遣使臣拉萼尼(Lagrene)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中国。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但法国还不满足,1845年,拉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并用炮舰相威胁,说还有兵船续来,“两国之事,正未可知”。清政府被迫让步。1846年,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做出这个让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教案就是由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四)《天津条约》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传教士们在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条约规定对英、法的“赔款”为800万两,外加“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俄国则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极其广大的领土,共约100万平方公里有余。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的五口外,沿海又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七口,并在长江沿线开放了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在新疆,对俄国也加开了喀什噶尔一口,等等。

      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后者担任卫三畏当时还不会讲的官话翻译官。在炮台未被英、法轰毁以前的大沽的初步谈判中,卫三畏博士拟定了一个条款,订明一切人等有信仰基督教的完全自由,允准美国传教士游历全国各地,租赁或购买房屋土地和携眷居住。中国钦差以规定过于广泛而予以拒绝。但是普提雅廷(俄国公使)却争取到一条,允准俄国教士在一切通商处所传教礼拜,惟这项特权须受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所发护照的限制。所以卫三畏在天津为美国条约拟订了同样的一款,但是列威廉(美国公使)为了护照的规定以及其中以决定传教士中谁有请领护照的责任加诸领事和中国当局的缘故,不同意这样一项条款,后一项规定于是被剔除。条款随即提交中国方面。他们不予同意,但建议将美国传教士限于通商口岸范围之内,至于人数则由领事单独决定。这比已签字的俄国条约所得到的要少,所以卫三畏博士非常不满意。列威廉迫不及待地要在第二天签署条约,……卫三畏博士坚持不渝,在第二天早晨拟妥了一条可以接受的条款,……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在大沽和天津有卫三畏和丁韪良。”

      (五)“宽容条款”

      从《天津条约》起,开始出现了所谓“宽容条款”。该条款规定传教士及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中国享有特权。条款译文如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所遵奉的信仰原则是劝人行善爱人如己。今后凡安分奉行与宣扬这些道理的人,不能因为他们信仰原故,受到骚扰和迫害。任何人,不管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中国的信徒,如果他们是和平地根据这些道理进行宣传与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就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受到干涉和骚扰。”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传教史学者丹尼斯在他的《近代传教事业的号召》一书中说:“著名的‘宽容条款’的订入条约,就是得力于卫三畏博士的,后来也订入了英国条约中。”美国公使列威廉原本坚持《天津条约》要在原定的6月18日签约,因为他想赶在英、法的前面签约,避免造成印象说,美国所争取的特权是由于英法武力进攻的结果。丁韪良追述美国抢在英、法之前订约的原因时说:“有一则中国寓言,讲到一只狐狸走在一只老虎前面几步,幻想野兽们是因看见了狐狸才引起慌乱的。”但当时对于“宽容条款”的内容及如何把它塞进《天津条约》中去尚未斟酌好。卫三畏在条约签订之前一夜未睡,琢磨着如何把这件事办成。第二天一早他就和丁韪良坐了轿子去,与清政府的代表桂良谈判。据卫三畏在日记中说:“我们把修正稿交给了张某,他开始想争辩,但我们立刻告诉他,必须把文件送给钦差大臣原件批准,因为我们坚决主张这样写法。我们的努力和焦虑都得到了酬报。几分钟后,他回来报告说,桂良已同意了这个条款。”他们就是这样使用威吓手段把“宽容条款”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宽容条款”的要害是,不仅外国传教士,连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也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不但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把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中国的广大人民分裂开来。中国的信徒成了所谓“教民”,受“洋鬼子”的保护。美国著名史学家赖德烈对“宽容条款”坦率评论:“条约不仅使传教士,而且也使中国信徒归于外国权力的保护之下。这就给入教的人一定的保障,对增加教会人数来说,起了刺激的作用。但这项条款也有它的不幸牵连与后果。它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把对方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宽容条款”使教会成为“国中之国”,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卫三畏和丁韪良都夸口说,后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的“宽容条款”,是英国跟随美国签订的。卫三畏说:“据我当时的了解,如果我们的条约中没有包含这个条款,英国的条约中是不会放进去的。”

      (六)《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在侵略者的威逼之下签订后,美、英、法等国在一年以后又借口到北京批准换约,挑起新的战争。英法联军进占天津和北京,火烧圆明园,满清政府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于1860年10月与英法强盗订立了《北京条约》。

      在《北京条约》签订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Louis Delamarre),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使天主教会后来在内地广置产业、霸占田地有了合法的依据。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从而使传教士更加放肆地进行传教和侵略活动。美国教会传教史专家拉脱勒特说:“1858年和1860年的条约使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地位起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使教会的大发展成为可能。”

      四、参与经济掠夺

      美国原驻上海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条款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直接从他们在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以及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还勒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忻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

      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传教士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72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15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43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俯拾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并于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们以及在其庇护下的一些教民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大小教案1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150楼 大队工
      向你道歉,以前有所冒犯,对不起了!

      你是个真正的将军!是个领兵打仗的人物!

      有理有据,直指痛处,好!仗就是这样打的!

      一篇文章比一千句口号有用的多。

      这个就直接“黑变粉”了?

      爽快,不亏是军人后代。

      2019/3/21 12:42:41
      • 军衔:陆军中尉
      • 军号:2133647
      • 工分: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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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楼 复员列兵
      基督十诫:

      第一条: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不可拜偶像。

      第三条:不可妄称上帝的名。

      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第五条:当孝敬父母。

      第六条:不可杀人。

      第七条:不可奸淫。

      第八条:不可偷盗。

      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

      是谁说罗胖是偶像的?

      142楼 独立的思考着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我的偶像是我尊重人,与“偶像”,即神,是两码事,不可混肴

      你的偶像,我的判断就是罗永浩,你现在想拉罗振宇来替你洗白,已经晚了。如果“右”网友不把罗永浩言论截图出来,你到现在还在偶像罗永浩这个罗胖。

      这个和那个比特一样,是个哏。

      2019/3/21 12:07:33
      左箭头-小图标

      ......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4楼 右武卫将军
      《传教士在中国的罪行》

      一、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70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1000箱(每箱100斤或120斤)鸦片输入中国。到19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4000多箱。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4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400银元到800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

      (一)参与鸦片贸易

      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不少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过从甚密。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15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500英镑升至1000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郭实腊工作了3天,我给了他1000块钱”。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二)反对禁烟

      由于西方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清政府的动态。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以为林会像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月27日同意交出20283箱鸦片,到5月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8箱),6月3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6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10人一起从澳门乘坐“马礼逊”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清政府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到11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

      1839年9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清政府的一个代表。这次会见,裨治文与清政府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企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惺惺地对此表示,“令我们很痛心”。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传教士们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二、参与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在对华侵略中的作用直言不讳:“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入侵中国起,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中国的重要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随时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实际上他们充当了本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情报员。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的知名传教士如郭实腊、马礼逊、裨治文、伯驾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间谍,鼓吹战争,为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掠夺中国财富出谋划策。他们还直接服务或参与了西方列强发动的一次次对华侵略战争。黎金牧师(The Rev.John Liggins)在他所著《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一书里说:传教士“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而这种情报从别的方面是不容易得到的”。

      (一)制造舆论鼓吹战争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传教士们就与西方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本国和其他列强政府使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就是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要一系列特权。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立即对此做出反映,在1834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行动:“我们认为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将会同意他们的主要立场,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果断措施。”“中国这种态度,……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1835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竟然鼓吹战争:“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1836年2月号上登有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提到“最近在沿海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36年8月号发表了一篇中国军事实力的情报调查,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1840年2、3月间,英国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中国丛报》在当时被称为“关于中国情报的矿藏”和在华商人及传教士的喉舌。它通过制造舆论,提供情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二)搜集情报参与战争

      鸦片战争开始后,传教士们继续为英国侵略军提供情报,有些传教士还直接到军中服役、随军进行活动。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当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800英镑和1000英镑。他们成为英军中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Pot? tinger)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打算后撤时,马儒翰则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去。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一个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间,他曾10次到中国沿海侦察,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重要资本。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郭实腊就去对百姓进行欺骗宣传,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当时有些老百姓就质问郭实腊:“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问得郭实腊无法回答,以致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当地百姓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当英军于1842年6月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情况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又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30万银元的所谓赎城费。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为英军亲自带路,冲进镇江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屠杀掳掠。郭实腊还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对鸦片战争,传教士是极力赞成的。美国传教士雷维斯(Nevius)说:“不管对不对,这个战争(即鸦片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来开辟我们对这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鸦片战争刚打响后,他立即由华返美,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迫使清政府签订对美有利的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为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和文惠廉(Wil? 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

      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

      (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经商、传教,并享有一系列特权。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殖民主义者们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认为条约的规定是对他们在中国自由活动的限制,希望能取消条约的规定,自由地到中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1849年裨治文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说:“我对大使们在这个问题上作这样的规定,一直认为是既不聪明又失策的。把和外国通商限制在几个口岸,也许是正确而适当的。……但依我看来,不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人民的个人自由就这样被一个条约所剥夺。这些规定没有人遵守过。大家感到不自然,而且受了委屈。只要这些规定继续有效,将经常成为令人讨厌的根源,越快废除越好。”充分表达了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所限制,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三)支持并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也是积极的参与者。1856年10月,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艘

      叫“亚罗号”的船上捉拿了12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本是中国的内政,因为船及船主都是中国人,但英国政府却说,此船曾在香港登记过,所以是英国船,尽管当时登记期已过。届时英国的帕斯麦顿政府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时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借口,参与了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美国、俄国也参与进来。

      传教士不仅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为之祷告,把传福音与西方列强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传教士卫三畏在1857年1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西方最强大的四国能够真诚合作,毫无猜忌,共同强迫中国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够在不破坏中国政体和不瓜分中国的领土的情况下传给中国人。但是,这也许不是中国人获得改造的道路。”传教士文惠廉说:“四大基督教强国正在叩着北京的大门。在这样的时候,教会应当迫切祷告上帝,使一切都归荣耀与他,并使救主的福音得以。”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的军舰联合进攻中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向。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联合舰队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在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19日这一天,他们两人和钱忻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审查草约时,美国专使列威廉(W.B.Reed)派人把英法联军决定在第二天进攻大沽炮台的消息通知卫三畏,要他不动声色地马上停止谈判。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英法美俄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给美国的信中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他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作掩护,并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得到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郊外,9月9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纵火焚烧。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所说的:“但若采取一种实际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不能不说传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传教活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一切公务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在这儿履行职责时就无法前进一步。也无法阅读缮写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条文。有了他们就没有遭到任何困难与不便。”

      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

      国《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100多年以来西方列强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西方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其本国利益与清朝政府进行种种讹诈和讨价还价。

      (一)《南京条约》系列

      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作为赔偿英商被毁鸦片与英军军费;割让香港;中国关税税率不得自行改变、不能自己作主;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有领事裁判权等,并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特权。在《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一直有传教士参与。英方签约的全权代表是英军司令璞鼎查。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以及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HenryMedhurstJr.)。

      郭实腊和马儒翰是谈判的主要代表,并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清政府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清政府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谈判一开始,马儒翰就说:“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兵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他还代表英方向清政府代表提出停战条件:首先要中国皇帝认错,其次为不攻打南京城付赎城银300万两,再者赔烟价、赔战费3000万两,还要开辟通商口岸。马提出,若接受这些条件,“即可罢兵息战”。特别恶劣的是,条约的中文稿不是清政府的人而是传教士草拟的。清政府代表曾对条约中的“赎城”一词存有异意,建议“另换字样”,但遭到马儒翰的拒绝。

      (二)《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184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英条约刚一签订时,就怂恿美军司令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伯驾则专程赴美游说美国政府派使节去中国与中国皇帝签订条约。他提出六大理由,都是基于美国侵略者的利益。他指出:“不应该忘记,一个年值1200万美元的贸易是值得保持并加以保护的。”1843年3月,美国任命加勒·顾盛(Cabeb Cushing)(其兄弟约翰·顾盛长期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为全权代表,在三艘战舰的随行下来到中国。传教士伯驾与裨治文得到差会的许可,任使团中文秘书。清政府开始不愿意与美国签约,但伯驾为顾盛出谋划策,让使团用战舰进行威胁,并不断地向使团提供清政府的信息和动向,使美国使团能有的放矢地用武力进行恫吓,迫使清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方面起草了条约并译成中文,伯驾与裨治文参与了谈判。伯驾在日记中写道:“在第一次谈判当中,我们谈到条约草案第十七款,关于‘美国人民得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及殡葬之处’……‘医院’与‘殡葬’之间加入了‘与礼拜堂’的字样……当这个有楔子作用的‘与礼拜堂’字样加入中美条约成为第十七条款时,我感到单为成就这一点而服务,虽一生勤劳也是值得的。”这为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传教内容开了路。伯驾还提到:“凡是像对条约有关的任何问题所有建议,只要是我已经想清楚了并决定下来了,他(指顾盛)无不乐意采纳。”在谈判过程中,伯驾还利用他曾为清政府谈判成员潘仕成的父亲动过手术,从潘处获得清政府谈判使团的内幕情况,以致美方在谈判中处处主动。一个传教士说:“欧洲人用大炮都轰不开的中国大门,伯驾医生用一把外科手术刀就把它撬开了。”在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威助下,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有些条款比英国的条约更损害中国的主权。《南京条约》中对于“协定关税”说“秉公议定则例”,较为含糊。而《望厦条约》则明确地说:“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对于领事裁判权也做了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内,地区也不限于通商口岸,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处理。半殖民地的中国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定的。《望厦条约》还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医院、教堂等,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自此,美国第一个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传教权和置买地产权。美国使团专使顾盛在给美国一个参议员的信中说:在最近与中国谈判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由美国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他们具有罕见的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顾问”。伯驾由此建功而步步高升,于1855年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

      (三)《黄埔条约》

      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眼红英国、美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的许多特权,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Baldus)向巴黎发出呼吁:“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自由,岂非轻而易举?”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也表示:“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第二年即1844年,派遣使臣拉萼尼(Lagrene)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中国。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但法国还不满足,1845年,拉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并用炮舰相威胁,说还有兵船续来,“两国之事,正未可知”。清政府被迫让步。1846年,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做出这个让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教案就是由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四)《天津条约》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传教士们在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条约规定对英、法的“赔款”为800万两,外加“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俄国则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极其广大的领土,共约100万平方公里有余。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的五口外,沿海又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七口,并在长江沿线开放了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在新疆,对俄国也加开了喀什噶尔一口,等等。

      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后者担任卫三畏当时还不会讲的官话翻译官。在炮台未被英、法轰毁以前的大沽的初步谈判中,卫三畏博士拟定了一个条款,订明一切人等有信仰基督教的完全自由,允准美国传教士游历全国各地,租赁或购买房屋土地和携眷居住。中国钦差以规定过于广泛而予以拒绝。但是普提雅廷(俄国公使)却争取到一条,允准俄国教士在一切通商处所传教礼拜,惟这项特权须受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所发护照的限制。所以卫三畏在天津为美国条约拟订了同样的一款,但是列威廉(美国公使)为了护照的规定以及其中以决定传教士中谁有请领护照的责任加诸领事和中国当局的缘故,不同意这样一项条款,后一项规定于是被剔除。条款随即提交中国方面。他们不予同意,但建议将美国传教士限于通商口岸范围之内,至于人数则由领事单独决定。这比已签字的俄国条约所得到的要少,所以卫三畏博士非常不满意。列威廉迫不及待地要在第二天签署条约,……卫三畏博士坚持不渝,在第二天早晨拟妥了一条可以接受的条款,……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在大沽和天津有卫三畏和丁韪良。”

      (五)“宽容条款”

      从《天津条约》起,开始出现了所谓“宽容条款”。该条款规定传教士及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中国享有特权。条款译文如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所遵奉的信仰原则是劝人行善爱人如己。今后凡安分奉行与宣扬这些道理的人,不能因为他们信仰原故,受到骚扰和迫害。任何人,不管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中国的信徒,如果他们是和平地根据这些道理进行宣传与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就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受到干涉和骚扰。”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传教史学者丹尼斯在他的《近代传教事业的号召》一书中说:“著名的‘宽容条款’的订入条约,就是得力于卫三畏博士的,后来也订入了英国条约中。”美国公使列威廉原本坚持《天津条约》要在原定的6月18日签约,因为他想赶在英、法的前面签约,避免造成印象说,美国所争取的特权是由于英法武力进攻的结果。丁韪良追述美国抢在英、法之前订约的原因时说:“有一则中国寓言,讲到一只狐狸走在一只老虎前面几步,幻想野兽们是因看见了狐狸才引起慌乱的。”但当时对于“宽容条款”的内容及如何把它塞进《天津条约》中去尚未斟酌好。卫三畏在条约签订之前一夜未睡,琢磨着如何把这件事办成。第二天一早他就和丁韪良坐了轿子去,与清政府的代表桂良谈判。据卫三畏在日记中说:“我们把修正稿交给了张某,他开始想争辩,但我们立刻告诉他,必须把文件送给钦差大臣原件批准,因为我们坚决主张这样写法。我们的努力和焦虑都得到了酬报。几分钟后,他回来报告说,桂良已同意了这个条款。”他们就是这样使用威吓手段把“宽容条款”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宽容条款”的要害是,不仅外国传教士,连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也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不但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把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中国的广大人民分裂开来。中国的信徒成了所谓“教民”,受“洋鬼子”的保护。美国著名史学家赖德烈对“宽容条款”坦率评论:“条约不仅使传教士,而且也使中国信徒归于外国权力的保护之下。这就给入教的人一定的保障,对增加教会人数来说,起了刺激的作用。但这项条款也有它的不幸牵连与后果。它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把对方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宽容条款”使教会成为“国中之国”,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卫三畏和丁韪良都夸口说,后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的“宽容条款”,是英国跟随美国签订的。卫三畏说:“据我当时的了解,如果我们的条约中没有包含这个条款,英国的条约中是不会放进去的。”

      (六)《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在侵略者的威逼之下签订后,美、英、法等国在一年以后又借口到北京批准换约,挑起新的战争。英法联军进占天津和北京,火烧圆明园,满清政府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于1860年10月与英法强盗订立了《北京条约》。

      在《北京条约》签订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Louis Delamarre),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使天主教会后来在内地广置产业、霸占田地有了合法的依据。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从而使传教士更加放肆地进行传教和侵略活动。美国教会传教史专家拉脱勒特说:“1858年和1860年的条约使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地位起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使教会的大发展成为可能。”

      四、参与经济掠夺

      美国原驻上海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条款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直接从他们在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以及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还勒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忻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

      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传教士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72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15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43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俯拾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并于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们以及在其庇护下的一些教民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大小教案1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向你道歉,以前有所冒犯,对不起了!

      你是个真正的将军!是个领兵打仗的人物!

      有理有据,直指痛处,好!仗就是这样打的!

      一篇文章比一千句口号有用的多。

      2019/3/21 10: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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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6楼 右武卫将军
      1877 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议 ,这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全面侵略活动的开始。以狄考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在会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狄考文批评了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的“错误”思想 。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 ,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 ,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他在会上疾呼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使教外青年受了教会教育后能倾心入教 ,倾慕西方文明,改变旧有的“异教”思想, 最后达到奴化目的 。他甚至设计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阴谋, 通过教会教育的培养来使他们影响中国 ,进而统治中国 ,彻底地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这次大会成立了以丁匙良 、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 、傅兰雅等为成员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 他们编了一些如《教会三字经》 、《耶稣事略五字经》 、《旧约史记课本》等宗教用书,主要内容是灌输宗教迷信 ,用以造就帝国主义的顺民———教民 。除此外还编了一些中外历史、自然科学的读本 。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宗教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 ,对我国进行歪曲和贬谪 ,使学生读后产生崇洋和自卑之感 。

      狄考文在 1890 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用心极为险恶地指出 :“真正的基督教学校 ,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 ,而是使受教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 … …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就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教传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 ,使他在他的一生 ,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 ,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 。 …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 , 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 。这就中国来说 ,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 ,使他们能胜任中国的旧士大夫, 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119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杀人,不犯奸淫,孝顺父母,不发伪誓,视人为己,不侵害他人财产,十一奉献,背着十字架作人,勤力工作,不烟不酒,随时自检是否影响他人与公众型像与利益

      我自信做到了,并且随时严律自己

      你要说自己是个进过庙门花和尚别人还能相信,硬说自己是恪守清规戒律的得道高僧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2019/3/19 20: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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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楼 复员列兵
      基督十诫:

      第一条: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不可拜偶像。

      第三条:不可妄称上帝的名。

      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第五条:当孝敬父母。

      第六条:不可杀人。

      第七条:不可奸淫。

      第八条:不可偷盗。

      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

      是谁说罗胖是偶像的?

      142楼 独立的思考着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我的偶像是我尊重人,与“偶像”,即神,是两码事,不可混肴

      哦,尊重又删除。删除就是你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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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9 17: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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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楼 复员列兵
      基督十诫:

      第一条: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不可拜偶像。

      第三条:不可妄称上帝的名。

      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第五条:当孝敬父母。

      第六条:不可杀人。

      第七条:不可奸淫。

      第八条:不可偷盗。

      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

      是谁说罗胖是偶像的?

      142楼 独立的思考着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我的偶像是我尊重人,与“偶像”,即神,是两码事,不可混肴

      第十条,你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优秀,哪怕是八国联军侵华,也是中国人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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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9 17: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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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楼 复员列兵
      基督十诫:

      第一条: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不可拜偶像。

      第三条:不可妄称上帝的名。

      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第五条:当孝敬父母。

      第六条:不可杀人。

      第七条:不可奸淫。

      第八条:不可偷盗。

      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

      是谁说罗胖是偶像的?

      142楼 独立的思考着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我的偶像是我尊重人,与“偶像”,即神,是两码事,不可混肴

      你从来不动脑筋,乱拜偶像,你拿来当挡箭牌的罗振宇,经典言论便是反中医,是一个崇洋媚外的混球,你也和他一样: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2019/3/19 11: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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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楼 复员列兵
      基督十诫:

      第一条: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不可拜偶像。

      第三条:不可妄称上帝的名。

      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第五条:当孝敬父母。

      第六条:不可杀人。

      第七条:不可奸淫。

      第八条:不可偷盗。

      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

      是谁说罗胖是偶像的?

      142楼 独立的思考着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我的偶像是我尊重人,与“偶像”,即神,是两码事,不可混肴

      你的意思第一条说的是‘’神‘’,第二条还是说‘’神‘’,不要说基督教没文化。

      你说你是尊重罗胖,你怎么又把它删除?删除是尊重?

      有脑子就要学会承认错误,不要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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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9 10: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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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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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5楼 右武卫将军
      教会学校除担负着殖民奴化教育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 那就是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以圣约翰大学为例 ,在辛亥革命时,美国教会及民众团体 ,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由“美国教会教育社”编辑部打电报给该校校长卜舫济,要求他在短期内编写《中国当前情况》小册子 。北伐战争前夕,卜舫济加紧秘密搜集有关中国政局演变的资料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同是一个卜舫济详细地给美国政府汇报了“四·一二”事件的经过, 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极力加予贬低污蔑。

      教会学校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产物。教会学校的创办和发展, 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帝国主义利用当时中国各种腐朽势力, 不断深入文化教育领域 。他们以武力为背景 ,以中国卖国官僚和买办势力为护卫, 对中国青少年在思想和生活上予以毒害 ,以遂其文化教育侵略之目的 。

      117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你的意思?这些大学都是强盗帮凶,而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包括无数共产党员,都是强盗的徒子徒孙?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真会理解,难道你理解的就是正确的?

      一言不合,就下定理,不愧是公知!

      2019/3/19 10: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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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6楼 右武卫将军
      1877 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议 ,这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全面侵略活动的开始。以狄考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在会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狄考文批评了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的“错误”思想 。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 ,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 ,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他在会上疾呼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使教外青年受了教会教育后能倾心入教 ,倾慕西方文明,改变旧有的“异教”思想, 最后达到奴化目的 。他甚至设计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阴谋, 通过教会教育的培养来使他们影响中国 ,进而统治中国 ,彻底地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这次大会成立了以丁匙良 、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 、傅兰雅等为成员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 他们编了一些如《教会三字经》 、《耶稣事略五字经》 、《旧约史记课本》等宗教用书,主要内容是灌输宗教迷信 ,用以造就帝国主义的顺民———教民 。除此外还编了一些中外历史、自然科学的读本 。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宗教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 ,对我国进行歪曲和贬谪 ,使学生读后产生崇洋和自卑之感 。

      狄考文在 1890 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用心极为险恶地指出 :“真正的基督教学校 ,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 ,而是使受教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 … …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就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教传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 ,使他在他的一生 ,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 ,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 。 …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 , 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 。这就中国来说 ,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 ,使他们能胜任中国的旧士大夫, 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119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杀人,不犯奸淫,孝顺父母,不发伪誓,视人为己,不侵害他人财产,十一奉献,背着十字架作人,勤力工作,不烟不酒,随时自检是否影响他人与公众型像与利益

      我自信做到了,并且随时严律自己

      一个公知做到说谎不眨眼,也是有点水平的!

      2019/3/19 10: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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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楼 复员列兵
      基督十诫:

      第一条: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不可拜偶像。

      第三条:不可妄称上帝的名。

      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第五条:当孝敬父母。

      第六条:不可杀人。

      第七条:不可奸淫。

      第八条:不可偷盗。

      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

      是谁说罗胖是偶像的?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我的偶像是我尊重人,与“偶像”,即神,是两码事,不可混肴

      2019/3/19 8: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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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6楼 右武卫将军
      1877 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议 ,这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全面侵略活动的开始。以狄考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在会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狄考文批评了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的“错误”思想 。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 ,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 ,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他在会上疾呼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使教外青年受了教会教育后能倾心入教 ,倾慕西方文明,改变旧有的“异教”思想, 最后达到奴化目的 。他甚至设计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阴谋, 通过教会教育的培养来使他们影响中国 ,进而统治中国 ,彻底地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这次大会成立了以丁匙良 、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 、傅兰雅等为成员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 他们编了一些如《教会三字经》 、《耶稣事略五字经》 、《旧约史记课本》等宗教用书,主要内容是灌输宗教迷信 ,用以造就帝国主义的顺民———教民 。除此外还编了一些中外历史、自然科学的读本 。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宗教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 ,对我国进行歪曲和贬谪 ,使学生读后产生崇洋和自卑之感 。

      狄考文在 1890 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用心极为险恶地指出 :“真正的基督教学校 ,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 ,而是使受教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 … …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就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教传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 ,使他在他的一生 ,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 ,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 。 …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 , 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 。这就中国来说 ,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 ,使他们能胜任中国的旧士大夫, 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119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杀人,不犯奸淫,孝顺父母,不发伪誓,视人为己,不侵害他人财产,十一奉献,背着十字架作人,勤力工作,不烟不酒,随时自检是否影响他人与公众型像与利益

      我自信做到了,并且随时严律自己

      你造谣诬陷孟晚舟持加拿大护照,编造反华先锋李洁明的“亲华”言论掩饰其分裂中国的真面目,属于你教的教义第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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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8 23: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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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楼 复员列兵
      基督十诫:

      第一条: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不可拜偶像。

      第三条:不可妄称上帝的名。

      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第五条:当孝敬父母。

      第六条:不可杀人。

      第七条:不可奸淫。

      第八条:不可偷盗。

      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

      是谁说罗胖是偶像的?

      第十条,“独立扯淡”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优秀,哪怕是八国联军侵华,也是中国人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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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8 22: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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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楼 复员列兵
      基督十诫:

      第一条: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不可拜偶像。

      第三条:不可妄称上帝的名。

      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第五条:当孝敬父母。

      第六条:不可杀人。

      第七条:不可奸淫。

      第八条:不可偷盗。

      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

      是谁说罗胖是偶像的?

      第九条,“独立扯淡”诬陷孟晚舟持加拿大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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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8 22: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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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十诫:

      第一条: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不可拜偶像。

      第三条:不可妄称上帝的名。

      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第五条:当孝敬父母。

      第六条:不可杀人。

      第七条:不可奸淫。

      第八条:不可偷盗。

      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

      是谁说罗胖是偶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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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8 21: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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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6楼 右武卫将军
      1877 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议 ,这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全面侵略活动的开始。以狄考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在会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狄考文批评了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的“错误”思想 。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 ,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 ,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他在会上疾呼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使教外青年受了教会教育后能倾心入教 ,倾慕西方文明,改变旧有的“异教”思想, 最后达到奴化目的 。他甚至设计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阴谋, 通过教会教育的培养来使他们影响中国 ,进而统治中国 ,彻底地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这次大会成立了以丁匙良 、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 、傅兰雅等为成员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 他们编了一些如《教会三字经》 、《耶稣事略五字经》 、《旧约史记课本》等宗教用书,主要内容是灌输宗教迷信 ,用以造就帝国主义的顺民———教民 。除此外还编了一些中外历史、自然科学的读本 。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宗教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 ,对我国进行歪曲和贬谪 ,使学生读后产生崇洋和自卑之感 。

      狄考文在 1890 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用心极为险恶地指出 :“真正的基督教学校 ,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 ,而是使受教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 … …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就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教传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 ,使他在他的一生 ,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 ,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 。 …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 , 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 。这就中国来说 ,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 ,使他们能胜任中国的旧士大夫, 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119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杀人,不犯奸淫,孝顺父母,不发伪誓,视人为己,不侵害他人财产,十一奉献,背着十字架作人,勤力工作,不烟不酒,随时自检是否影响他人与公众型像与利益

      我自信做到了,并且随时严律自己

      所以你赞美蒋介石,因为与你有着相同宗教信仰的它,放水淹死百万中国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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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8 17: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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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闹明白为什么很多朋友都喜欢截屏发帖了?

      某些人,行为不端,名声太臭。

      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感情,跟帖讨论了半天。

      管理员处理楼主时,把“主帖”一关,球都没了。

      还不如,提前截屏,自己做个主帖,单拿出来讨论。

      敬礼,拜服!

      2019/3/16 9:58:45
      • 军衔:陆军下士
      • 军号:419918
      • 工分: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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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帖已被删除
      李女士还没改掉堆砌空洞的名词来否定别人的毛病嘛?

      其实你还是不应该用那个一看便知的头像为妥。

      2019/3/16 1:09:35
      • 军衔:空军少将
      • 军号:1720422
      • 头衔:预备役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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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帖已被删除
      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对吗?篡改甚至发明本国的历史,这样的人还敢称自己“善”,简直不分香臭。

      2019/3/16 0:09:58
      • 军衔:陆军上尉
      • 军号:93042
      • 工分:5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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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所谓的独立思考者,实际上就是个汉奸和国贼!!!

      你听着,汉奸国贼,你今天也许会逃出惩罚,但你逃不出历史对你的惩罚!!!

      2019/3/15 16: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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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6楼 右武卫将军
      1877 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议 ,这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全面侵略活动的开始。以狄考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在会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狄考文批评了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的“错误”思想 。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 ,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 ,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他在会上疾呼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使教外青年受了教会教育后能倾心入教 ,倾慕西方文明,改变旧有的“异教”思想, 最后达到奴化目的 。他甚至设计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阴谋, 通过教会教育的培养来使他们影响中国 ,进而统治中国 ,彻底地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这次大会成立了以丁匙良 、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 、傅兰雅等为成员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 他们编了一些如《教会三字经》 、《耶稣事略五字经》 、《旧约史记课本》等宗教用书,主要内容是灌输宗教迷信 ,用以造就帝国主义的顺民———教民 。除此外还编了一些中外历史、自然科学的读本 。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宗教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 ,对我国进行歪曲和贬谪 ,使学生读后产生崇洋和自卑之感 。

      狄考文在 1890 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用心极为险恶地指出 :“真正的基督教学校 ,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 ,而是使受教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 … …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就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教传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 ,使他在他的一生 ,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 ,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 。 …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 , 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 。这就中国来说 ,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 ,使他们能胜任中国的旧士大夫, 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119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杀人,不犯奸淫,孝顺父母,不发伪誓,视人为己,不侵害他人财产,十一奉献,背着十字架作人,勤力工作,不烟不酒,随时自检是否影响他人与公众型像与利益

      我自信做到了,并且随时严律自己

      不造谣不撒谎做到了吗???

      你家的主是不是说,基督徒就得造谣撒谎???

      2019/3/15 14: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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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6楼 右武卫将军
      1877 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议 ,这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全面侵略活动的开始。以狄考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在会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狄考文批评了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的“错误”思想 。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 ,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 ,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他在会上疾呼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使教外青年受了教会教育后能倾心入教 ,倾慕西方文明,改变旧有的“异教”思想, 最后达到奴化目的 。他甚至设计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阴谋, 通过教会教育的培养来使他们影响中国 ,进而统治中国 ,彻底地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这次大会成立了以丁匙良 、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 、傅兰雅等为成员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 他们编了一些如《教会三字经》 、《耶稣事略五字经》 、《旧约史记课本》等宗教用书,主要内容是灌输宗教迷信 ,用以造就帝国主义的顺民———教民 。除此外还编了一些中外历史、自然科学的读本 。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宗教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 ,对我国进行歪曲和贬谪 ,使学生读后产生崇洋和自卑之感 。

      狄考文在 1890 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用心极为险恶地指出 :“真正的基督教学校 ,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 ,而是使受教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 … …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就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教传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 ,使他在他的一生 ,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 ,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 。 …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 , 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 。这就中国来说 ,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 ,使他们能胜任中国的旧士大夫, 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119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杀人,不犯奸淫,孝顺父母,不发伪誓,视人为己,不侵害他人财产,十一奉献,背着十字架作人,勤力工作,不烟不酒,随时自检是否影响他人与公众型像与利益

      我自信做到了,并且随时严律自己

      125楼 复员列兵
      不知道基督教允不允许撒谎,你的信条里似乎没有不准撒谎。当然,有人说你的主也撒谎,你撒谎就是当然。基督教似乎应该反对杀戮,你对老鬼子岗村无比崇拜,表明了你的态度。当然,基督教可能喜欢杀戮,十字军东征,八国联军,都是基督教干的事。信仰什么是你的自由,但是不要造谣撒谎。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对头。。

      2019/3/15 14:28:33
      • 军衔:中国海军大校
      • 军号:4092361
      • 头衔:网络民兵连长
      • 工分:564009 / 排名: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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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6楼 右武卫将军
      1877 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议 ,这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全面侵略活动的开始。以狄考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在会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狄考文批评了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的“错误”思想 。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 ,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 ,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他在会上疾呼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使教外青年受了教会教育后能倾心入教 ,倾慕西方文明,改变旧有的“异教”思想, 最后达到奴化目的 。他甚至设计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阴谋, 通过教会教育的培养来使他们影响中国 ,进而统治中国 ,彻底地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这次大会成立了以丁匙良 、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 、傅兰雅等为成员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 他们编了一些如《教会三字经》 、《耶稣事略五字经》 、《旧约史记课本》等宗教用书,主要内容是灌输宗教迷信 ,用以造就帝国主义的顺民———教民 。除此外还编了一些中外历史、自然科学的读本 。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宗教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 ,对我国进行歪曲和贬谪 ,使学生读后产生崇洋和自卑之感 。

      狄考文在 1890 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用心极为险恶地指出 :“真正的基督教学校 ,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 ,而是使受教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 … …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就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教传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 ,使他在他的一生 ,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 ,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 。 …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 , 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 。这就中国来说 ,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 ,使他们能胜任中国的旧士大夫, 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119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杀人,不犯奸淫,孝顺父母,不发伪誓,视人为己,不侵害他人财产,十一奉献,背着十字架作人,勤力工作,不烟不酒,随时自检是否影响他人与公众型像与利益

      我自信做到了,并且随时严律自己

      以你那标准来衡量,全球可就没多少基督徒啦

      别的不说,你那标准梵蒂冈有多少人可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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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5 11: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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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6楼 右武卫将军
      1877 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议 ,这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全面侵略活动的开始。以狄考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在会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狄考文批评了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的“错误”思想 。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 ,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 ,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他在会上疾呼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使教外青年受了教会教育后能倾心入教 ,倾慕西方文明,改变旧有的“异教”思想, 最后达到奴化目的 。他甚至设计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阴谋, 通过教会教育的培养来使他们影响中国 ,进而统治中国 ,彻底地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这次大会成立了以丁匙良 、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 、傅兰雅等为成员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 他们编了一些如《教会三字经》 、《耶稣事略五字经》 、《旧约史记课本》等宗教用书,主要内容是灌输宗教迷信 ,用以造就帝国主义的顺民———教民 。除此外还编了一些中外历史、自然科学的读本 。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宗教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 ,对我国进行歪曲和贬谪 ,使学生读后产生崇洋和自卑之感 。

      狄考文在 1890 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用心极为险恶地指出 :“真正的基督教学校 ,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 ,而是使受教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 … …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就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教传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 ,使他在他的一生 ,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 ,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 。 …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 , 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 。这就中国来说 ,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 ,使他们能胜任中国的旧士大夫, 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119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杀人,不犯奸淫,孝顺父母,不发伪誓,视人为己,不侵害他人财产,十一奉献,背着十字架作人,勤力工作,不烟不酒,随时自检是否影响他人与公众型像与利益

      我自信做到了,并且随时严律自己

      不知道基督教允不允许撒谎,你的信条里似乎没有不准撒谎。当然,有人说你的主也撒谎,你撒谎就是当然。基督教似乎应该反对杀戮,你对老鬼子岗村无比崇拜,表明了你的态度。当然,基督教可能喜欢杀戮,十字军东征,八国联军,都是基督教干的事。信仰什么是你的自由,但是不要造谣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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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5 10: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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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5楼 右武卫将军
      教会学校除担负着殖民奴化教育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 那就是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以圣约翰大学为例 ,在辛亥革命时,美国教会及民众团体 ,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由“美国教会教育社”编辑部打电报给该校校长卜舫济,要求他在短期内编写《中国当前情况》小册子 。北伐战争前夕,卜舫济加紧秘密搜集有关中国政局演变的资料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同是一个卜舫济详细地给美国政府汇报了“四·一二”事件的经过, 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极力加予贬低污蔑。

      教会学校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产物。教会学校的创办和发展, 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帝国主义利用当时中国各种腐朽势力, 不断深入文化教育领域 。他们以武力为背景 ,以中国卖国官僚和买办势力为护卫, 对中国青少年在思想和生活上予以毒害 ,以遂其文化教育侵略之目的 。

      117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你的意思?这些大学都是强盗帮凶,而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包括无数共产党员,都是强盗的徒子徒孙?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毫无疑问,这些学校的办学初衷就是培养代理人。学生会不会成为代理人由个性因素决定。黄埔是中国国民党军官学校,它也出了许多共产党人,这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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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5 8: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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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5楼 右武卫将军
      教会学校除担负着殖民奴化教育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 那就是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以圣约翰大学为例 ,在辛亥革命时,美国教会及民众团体 ,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由“美国教会教育社”编辑部打电报给该校校长卜舫济,要求他在短期内编写《中国当前情况》小册子 。北伐战争前夕,卜舫济加紧秘密搜集有关中国政局演变的资料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同是一个卜舫济详细地给美国政府汇报了“四·一二”事件的经过, 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极力加予贬低污蔑。

      教会学校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产物。教会学校的创办和发展, 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帝国主义利用当时中国各种腐朽势力, 不断深入文化教育领域 。他们以武力为背景 ,以中国卖国官僚和买办势力为护卫, 对中国青少年在思想和生活上予以毒害 ,以遂其文化教育侵略之目的 。

      117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你的意思?这些大学都是强盗帮凶,而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包括无数共产党员,都是强盗的徒子徒孙?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的中文理解不行,再加思想觉悟低,读不明这段话,这些学校背负着侵略中国的使命,然后却忽悠不了进步的中国学生,结果无数的有志青年认清了这些教会学校的真面目,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老头,几十年过去了,你还是传教士的思维,以为可以继续忽悠中国人,办不到了,你的智商也没有这种水平。

      2019/3/15 8:38:26
      左箭头-小图标

      ......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5楼 右武卫将军
      教会学校除担负着殖民奴化教育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 那就是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以圣约翰大学为例 ,在辛亥革命时,美国教会及民众团体 ,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由“美国教会教育社”编辑部打电报给该校校长卜舫济,要求他在短期内编写《中国当前情况》小册子 。北伐战争前夕,卜舫济加紧秘密搜集有关中国政局演变的资料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同是一个卜舫济详细地给美国政府汇报了“四·一二”事件的经过, 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极力加予贬低污蔑。

      教会学校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产物。教会学校的创办和发展, 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帝国主义利用当时中国各种腐朽势力, 不断深入文化教育领域 。他们以武力为背景 ,以中国卖国官僚和买办势力为护卫, 对中国青少年在思想和生活上予以毒害 ,以遂其文化教育侵略之目的 。

      117楼 独立的思考着
      你的意思?这些大学都是强盗帮凶,而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包括无数共产党员,都是强盗的徒子徒孙?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有无数共产党员从教会学校毕业?你从哪里得到的数据?

      也许你不是中国人,你不知道中国有一句俗语:出于淤泥而不染。国民党里也出过宋庆龄、廖承志等优秀国人,加拿大这种流氓国家,也有白求恩,美国这种无赖国家,也有许多支持中国的人士。

      2019/3/15 8: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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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楼 独立的思考着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罗振宇

      你的偶像是罗永浩,你自己承认过的: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2019/3/15 8: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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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6楼 右武卫将军
      1877 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议 ,这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全面侵略活动的开始。以狄考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在会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狄考文批评了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的“错误”思想 。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 ,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 ,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他在会上疾呼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使教外青年受了教会教育后能倾心入教 ,倾慕西方文明,改变旧有的“异教”思想, 最后达到奴化目的 。他甚至设计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阴谋, 通过教会教育的培养来使他们影响中国 ,进而统治中国 ,彻底地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这次大会成立了以丁匙良 、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 、傅兰雅等为成员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 他们编了一些如《教会三字经》 、《耶稣事略五字经》 、《旧约史记课本》等宗教用书,主要内容是灌输宗教迷信 ,用以造就帝国主义的顺民———教民 。除此外还编了一些中外历史、自然科学的读本 。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宗教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 ,对我国进行歪曲和贬谪 ,使学生读后产生崇洋和自卑之感 。

      狄考文在 1890 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用心极为险恶地指出 :“真正的基督教学校 ,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 ,而是使受教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 … …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就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教传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 ,使他在他的一生 ,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 ,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 。 …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 , 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 。这就中国来说 ,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 ,使他们能胜任中国的旧士大夫, 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杀人,不犯奸淫,孝顺父母,不发伪誓,视人为己,不侵害他人财产,十一奉献,背着十字架作人,勤力工作,不烟不酒,随时自检是否影响他人与公众型像与利益

      我自信做到了,并且随时严律自己

      2019/3/15 7: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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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罗振宇

      2019/3/15 7: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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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15楼 右武卫将军
      教会学校除担负着殖民奴化教育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 那就是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以圣约翰大学为例 ,在辛亥革命时,美国教会及民众团体 ,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由“美国教会教育社”编辑部打电报给该校校长卜舫济,要求他在短期内编写《中国当前情况》小册子 。北伐战争前夕,卜舫济加紧秘密搜集有关中国政局演变的资料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同是一个卜舫济详细地给美国政府汇报了“四·一二”事件的经过, 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极力加予贬低污蔑。

      教会学校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产物。教会学校的创办和发展, 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帝国主义利用当时中国各种腐朽势力, 不断深入文化教育领域 。他们以武力为背景 ,以中国卖国官僚和买办势力为护卫, 对中国青少年在思想和生活上予以毒害 ,以遂其文化教育侵略之目的 。

      你的意思?这些大学都是强盗帮凶,而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包括无数共产党员,都是强盗的徒子徒孙?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2019/3/15 6: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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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877 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性会议 ,这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全面侵略活动的开始。以狄考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在会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狄考文批评了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的“错误”思想 。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 ,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 ,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他在会上疾呼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使教外青年受了教会教育后能倾心入教 ,倾慕西方文明,改变旧有的“异教”思想, 最后达到奴化目的 。他甚至设计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阴谋, 通过教会教育的培养来使他们影响中国 ,进而统治中国 ,彻底地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这次大会成立了以丁匙良 、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 、傅兰雅等为成员的“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 他们编了一些如《教会三字经》 、《耶稣事略五字经》 、《旧约史记课本》等宗教用书,主要内容是灌输宗教迷信 ,用以造就帝国主义的顺民———教民 。除此外还编了一些中外历史、自然科学的读本 。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宗教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并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 ,对我国进行歪曲和贬谪 ,使学生读后产生崇洋和自卑之感 。

      狄考文在 1890 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用心极为险恶地指出 :“真正的基督教学校 ,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 ,而是使受教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 。 … …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就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情感和意见。作为教传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 ,使他在他的一生 ,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 ,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 。 …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 , 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 。这就中国来说 ,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 ,使他们能胜任中国的旧士大夫, 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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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2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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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教会学校除担负着殖民奴化教育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 那就是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以圣约翰大学为例 ,在辛亥革命时,美国教会及民众团体 ,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由“美国教会教育社”编辑部打电报给该校校长卜舫济,要求他在短期内编写《中国当前情况》小册子 。北伐战争前夕,卜舫济加紧秘密搜集有关中国政局演变的资料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同是一个卜舫济详细地给美国政府汇报了“四·一二”事件的经过, 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极力加予贬低污蔑。

      教会学校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产物。教会学校的创办和发展, 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帝国主义利用当时中国各种腐朽势力, 不断深入文化教育领域 。他们以武力为背景 ,以中国卖国官僚和买办势力为护卫, 对中国青少年在思想和生活上予以毒害 ,以遂其文化教育侵略之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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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22: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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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传教士在中国的罪行》

      一、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70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1000箱(每箱100斤或120斤)鸦片输入中国。到19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4000多箱。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4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400银元到800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

      (一)参与鸦片贸易

      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不少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过从甚密。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15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500英镑升至1000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郭实腊工作了3天,我给了他1000块钱”。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二)反对禁烟

      由于西方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清政府的动态。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以为林会像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月27日同意交出20283箱鸦片,到5月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8箱),6月3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6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10人一起从澳门乘坐“马礼逊”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清政府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到11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

      1839年9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清政府的一个代表。这次会见,裨治文与清政府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企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惺惺地对此表示,“令我们很痛心”。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传教士们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二、参与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在对华侵略中的作用直言不讳:“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入侵中国起,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中国的重要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随时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实际上他们充当了本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情报员。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的知名传教士如郭实腊、马礼逊、裨治文、伯驾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间谍,鼓吹战争,为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掠夺中国财富出谋划策。他们还直接服务或参与了西方列强发动的一次次对华侵略战争。黎金牧师(The Rev.John Liggins)在他所著《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一书里说:传教士“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而这种情报从别的方面是不容易得到的”。

      (一)制造舆论鼓吹战争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传教士们就与西方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本国和其他列强政府使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就是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要一系列特权。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立即对此做出反映,在1834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行动:“我们认为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将会同意他们的主要立场,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果断措施。”“中国这种态度,……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1835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竟然鼓吹战争:“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1836年2月号上登有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提到“最近在沿海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36年8月号发表了一篇中国军事实力的情报调查,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1840年2、3月间,英国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中国丛报》在当时被称为“关于中国情报的矿藏”和在华商人及传教士的喉舌。它通过制造舆论,提供情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二)搜集情报参与战争

      鸦片战争开始后,传教士们继续为英国侵略军提供情报,有些传教士还直接到军中服役、随军进行活动。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当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800英镑和1000英镑。他们成为英军中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Pot? tinger)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打算后撤时,马儒翰则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去。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一个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间,他曾10次到中国沿海侦察,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重要资本。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郭实腊就去对百姓进行欺骗宣传,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当时有些老百姓就质问郭实腊:“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问得郭实腊无法回答,以致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当地百姓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当英军于1842年6月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情况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又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30万银元的所谓赎城费。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为英军亲自带路,冲进镇江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屠杀掳掠。郭实腊还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对鸦片战争,传教士是极力赞成的。美国传教士雷维斯(Nevius)说:“不管对不对,这个战争(即鸦片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来开辟我们对这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鸦片战争刚打响后,他立即由华返美,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迫使清政府签订对美有利的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为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和文惠廉(Wil? 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

      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

      (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经商、传教,并享有一系列特权。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殖民主义者们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认为条约的规定是对他们在中国自由活动的限制,希望能取消条约的规定,自由地到中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1849年裨治文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说:“我对大使们在这个问题上作这样的规定,一直认为是既不聪明又失策的。把和外国通商限制在几个口岸,也许是正确而适当的。……但依我看来,不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人民的个人自由就这样被一个条约所剥夺。这些规定没有人遵守过。大家感到不自然,而且受了委屈。只要这些规定继续有效,将经常成为令人讨厌的根源,越快废除越好。”充分表达了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所限制,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三)支持并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也是积极的参与者。1856年10月,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艘

      叫“亚罗号”的船上捉拿了12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本是中国的内政,因为船及船主都是中国人,但英国政府却说,此船曾在香港登记过,所以是英国船,尽管当时登记期已过。届时英国的帕斯麦顿政府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时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借口,参与了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美国、俄国也参与进来。

      传教士不仅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为之祷告,把传福音与西方列强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传教士卫三畏在1857年1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西方最强大的四国能够真诚合作,毫无猜忌,共同强迫中国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够在不破坏中国政体和不瓜分中国的领土的情况下传给中国人。但是,这也许不是中国人获得改造的道路。”传教士文惠廉说:“四大基督教强国正在叩着北京的大门。在这样的时候,教会应当迫切祷告上帝,使一切都归荣耀与他,并使救主的福音得以。”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的军舰联合进攻中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向。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联合舰队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在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19日这一天,他们两人和钱忻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审查草约时,美国专使列威廉(W.B.Reed)派人把英法联军决定在第二天进攻大沽炮台的消息通知卫三畏,要他不动声色地马上停止谈判。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英法美俄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给美国的信中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他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作掩护,并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得到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郊外,9月9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纵火焚烧。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所说的:“但若采取一种实际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不能不说传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传教活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一切公务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在这儿履行职责时就无法前进一步。也无法阅读缮写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条文。有了他们就没有遭到任何困难与不便。”

      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

      国《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100多年以来西方列强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西方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其本国利益与清朝政府进行种种讹诈和讨价还价。

      (一)《南京条约》系列

      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作为赔偿英商被毁鸦片与英军军费;割让香港;中国关税税率不得自行改变、不能自己作主;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有领事裁判权等,并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特权。在《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一直有传教士参与。英方签约的全权代表是英军司令璞鼎查。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以及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HenryMedhurstJr.)。

      郭实腊和马儒翰是谈判的主要代表,并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清政府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清政府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谈判一开始,马儒翰就说:“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兵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他还代表英方向清政府代表提出停战条件:首先要中国皇帝认错,其次为不攻打南京城付赎城银300万两,再者赔烟价、赔战费3000万两,还要开辟通商口岸。马提出,若接受这些条件,“即可罢兵息战”。特别恶劣的是,条约的中文稿不是清政府的人而是传教士草拟的。清政府代表曾对条约中的“赎城”一词存有异意,建议“另换字样”,但遭到马儒翰的拒绝。

      (二)《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184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英条约刚一签订时,就怂恿美军司令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伯驾则专程赴美游说美国政府派使节去中国与中国皇帝签订条约。他提出六大理由,都是基于美国侵略者的利益。他指出:“不应该忘记,一个年值1200万美元的贸易是值得保持并加以保护的。”1843年3月,美国任命加勒·顾盛(Cabeb Cushing)(其兄弟约翰·顾盛长期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为全权代表,在三艘战舰的随行下来到中国。传教士伯驾与裨治文得到差会的许可,任使团中文秘书。清政府开始不愿意与美国签约,但伯驾为顾盛出谋划策,让使团用战舰进行威胁,并不断地向使团提供清政府的信息和动向,使美国使团能有的放矢地用武力进行恫吓,迫使清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方面起草了条约并译成中文,伯驾与裨治文参与了谈判。伯驾在日记中写道:“在第一次谈判当中,我们谈到条约草案第十七款,关于‘美国人民得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及殡葬之处’……‘医院’与‘殡葬’之间加入了‘与礼拜堂’的字样……当这个有楔子作用的‘与礼拜堂’字样加入中美条约成为第十七条款时,我感到单为成就这一点而服务,虽一生勤劳也是值得的。”这为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传教内容开了路。伯驾还提到:“凡是像对条约有关的任何问题所有建议,只要是我已经想清楚了并决定下来了,他(指顾盛)无不乐意采纳。”在谈判过程中,伯驾还利用他曾为清政府谈判成员潘仕成的父亲动过手术,从潘处获得清政府谈判使团的内幕情况,以致美方在谈判中处处主动。一个传教士说:“欧洲人用大炮都轰不开的中国大门,伯驾医生用一把外科手术刀就把它撬开了。”在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威助下,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有些条款比英国的条约更损害中国的主权。《南京条约》中对于“协定关税”说“秉公议定则例”,较为含糊。而《望厦条约》则明确地说:“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对于领事裁判权也做了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内,地区也不限于通商口岸,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处理。半殖民地的中国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定的。《望厦条约》还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医院、教堂等,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自此,美国第一个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传教权和置买地产权。美国使团专使顾盛在给美国一个参议员的信中说:在最近与中国谈判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由美国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他们具有罕见的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顾问”。伯驾由此建功而步步高升,于1855年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

      (三)《黄埔条约》

      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眼红英国、美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的许多特权,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Baldus)向巴黎发出呼吁:“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自由,岂非轻而易举?”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也表示:“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第二年即1844年,派遣使臣拉萼尼(Lagrene)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中国。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但法国还不满足,1845年,拉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并用炮舰相威胁,说还有兵船续来,“两国之事,正未可知”。清政府被迫让步。1846年,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做出这个让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教案就是由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四)《天津条约》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传教士们在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条约规定对英、法的“赔款”为800万两,外加“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俄国则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极其广大的领土,共约100万平方公里有余。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的五口外,沿海又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七口,并在长江沿线开放了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在新疆,对俄国也加开了喀什噶尔一口,等等。

      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后者担任卫三畏当时还不会讲的官话翻译官。在炮台未被英、法轰毁以前的大沽的初步谈判中,卫三畏博士拟定了一个条款,订明一切人等有信仰基督教的完全自由,允准美国传教士游历全国各地,租赁或购买房屋土地和携眷居住。中国钦差以规定过于广泛而予以拒绝。但是普提雅廷(俄国公使)却争取到一条,允准俄国教士在一切通商处所传教礼拜,惟这项特权须受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所发护照的限制。所以卫三畏在天津为美国条约拟订了同样的一款,但是列威廉(美国公使)为了护照的规定以及其中以决定传教士中谁有请领护照的责任加诸领事和中国当局的缘故,不同意这样一项条款,后一项规定于是被剔除。条款随即提交中国方面。他们不予同意,但建议将美国传教士限于通商口岸范围之内,至于人数则由领事单独决定。这比已签字的俄国条约所得到的要少,所以卫三畏博士非常不满意。列威廉迫不及待地要在第二天签署条约,……卫三畏博士坚持不渝,在第二天早晨拟妥了一条可以接受的条款,……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在大沽和天津有卫三畏和丁韪良。”

      (五)“宽容条款”

      从《天津条约》起,开始出现了所谓“宽容条款”。该条款规定传教士及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中国享有特权。条款译文如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所遵奉的信仰原则是劝人行善爱人如己。今后凡安分奉行与宣扬这些道理的人,不能因为他们信仰原故,受到骚扰和迫害。任何人,不管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中国的信徒,如果他们是和平地根据这些道理进行宣传与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就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受到干涉和骚扰。”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传教史学者丹尼斯在他的《近代传教事业的号召》一书中说:“著名的‘宽容条款’的订入条约,就是得力于卫三畏博士的,后来也订入了英国条约中。”美国公使列威廉原本坚持《天津条约》要在原定的6月18日签约,因为他想赶在英、法的前面签约,避免造成印象说,美国所争取的特权是由于英法武力进攻的结果。丁韪良追述美国抢在英、法之前订约的原因时说:“有一则中国寓言,讲到一只狐狸走在一只老虎前面几步,幻想野兽们是因看见了狐狸才引起慌乱的。”但当时对于“宽容条款”的内容及如何把它塞进《天津条约》中去尚未斟酌好。卫三畏在条约签订之前一夜未睡,琢磨着如何把这件事办成。第二天一早他就和丁韪良坐了轿子去,与清政府的代表桂良谈判。据卫三畏在日记中说:“我们把修正稿交给了张某,他开始想争辩,但我们立刻告诉他,必须把文件送给钦差大臣原件批准,因为我们坚决主张这样写法。我们的努力和焦虑都得到了酬报。几分钟后,他回来报告说,桂良已同意了这个条款。”他们就是这样使用威吓手段把“宽容条款”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宽容条款”的要害是,不仅外国传教士,连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也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不但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把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中国的广大人民分裂开来。中国的信徒成了所谓“教民”,受“洋鬼子”的保护。美国著名史学家赖德烈对“宽容条款”坦率评论:“条约不仅使传教士,而且也使中国信徒归于外国权力的保护之下。这就给入教的人一定的保障,对增加教会人数来说,起了刺激的作用。但这项条款也有它的不幸牵连与后果。它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把对方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宽容条款”使教会成为“国中之国”,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卫三畏和丁韪良都夸口说,后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的“宽容条款”,是英国跟随美国签订的。卫三畏说:“据我当时的了解,如果我们的条约中没有包含这个条款,英国的条约中是不会放进去的。”

      (六)《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在侵略者的威逼之下签订后,美、英、法等国在一年以后又借口到北京批准换约,挑起新的战争。英法联军进占天津和北京,火烧圆明园,满清政府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于1860年10月与英法强盗订立了《北京条约》。

      在《北京条约》签订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Louis Delamarre),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使天主教会后来在内地广置产业、霸占田地有了合法的依据。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从而使传教士更加放肆地进行传教和侵略活动。美国教会传教史专家拉脱勒特说:“1858年和1860年的条约使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地位起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使教会的大发展成为可能。”

      四、参与经济掠夺

      美国原驻上海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条款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直接从他们在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以及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还勒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忻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

      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传教士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72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15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43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俯拾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并于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们以及在其庇护下的一些教民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大小教案1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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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21: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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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87楼 独立的思考着
      维基百科

      八国联军

      1900年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大使馆多次要求“加强保护使馆”,清廷允许。英、俄、法、美、意、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海军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6月3日,德、奥派兵83人抵北京。

      6月10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及海军将领召开会议后,决定组成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于次日乘火车前往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使馆区内被围者约三千人,当中二千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内有足够水井及粮食。英使馆内更有小马150匹可供食用。

      6月11日,日本驻清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开腹剖心并遭马蹄踏尸。西摩尔率领之联军二千余人,从大沽出发,经天津,欲进军北京。6月12日,义和团以保护北京为由拆毁天津到北京的铁路,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在廊坊和杨村之间包围联军。数千团民及二千名清军(聂士成指挥之武卫前军)在廊坊袭击联军,联军死伤三百余人,义和团死伤人数不详。

      6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率士兵攻击围聚在使馆周围的义和团拳民,下令见义和团民杀无赦,打死约30人。

      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对外电报中断。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占领大沽口炮台。留守大沽口清军击沉六艘军舰杀敌两百余人后,守将罗荣光中弹死亡,大沽口炮台失守。同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发出解散义和团民的上谕。

      6月17日,慈禧太后收到一则假情报,其中表示洋人出兵是为了逼她归政光绪帝;于是太后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命留守派载勋任步军统领,会刚毅、载漪、载濂、载澜等亲贵统领义和团。在此前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来源请求]

      6月20日,德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去清廷总理府衙门要求保护使馆区的情况下途中被清军神机营军官恩海伏击杀死,导致战争真正意义上爆发。21日,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正式公布“宣战诏书”,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侵略者[注 2][1];同时,还以银两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2]。义和团及官军(主要为荣禄手下之甘军)开始围攻使馆区。

      看清楚!一直到5月31日,清廷是允许联军赴京的,因为是为了保护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

      6月11日,2千联军赴京在廊房遭义和团清军围剿。但联军进京的目的,仍不是为打败大清,而仍是保护使馆区。

      6月17日,慈禧认为西方要推翻她,用光绪取代她,因此动怒。21日对各国宣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从此开始

      八国联军侵华是巨大的耻辱,他们随便架着几尊大炮就轰开中国大门。与以往战争不同的是,这次世界主要强国几乎全部参与,一路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血流成河。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接受《辛丑条约》,这个条约直接导致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难。

      八国联军侵华的借口是镇压义和团,因为义和团反洋人嘛。1900年4月,俄国公使就向西欧诸国提议武力镇压,大家注意俄国在八国联军侵华中扮演的角色,最先挑头,手段最残暴。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奥匈帝国等国积极响应,将舰队开到大沽口。清政府被吓破胆。5月28日,各国以保护使馆为由调兵进入北京,清政府居然答应。

      慈禧太后祈求洋人赶紧走,不料5月30至6月2日,各国海军陆战队好几百人由天津开到北京,进入东交民巷。说是几百人,但都装备精良,人人手里拿着枪。各国军舰还聚集在大沽口不肯散去,没几天集合2000多人。

      6月11日,八国联军2000多人占领天津的火车,然后进入北京。几天后,义和团与联军交战。义和团虽没枪,凭借勇气还是迫使联军退回天津。不过俄国攻下大沽炮台,天津紫竹林租借被俄、德、英等国占领。一个多月后,连北京也沦陷了。慈禧跑了。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犹如魔兽一般。见人就杀,老人小孩女人都不放过,满城尽是哭声。可怜老百姓根本不知形势,也没来得及逃跑,慈禧走时哪里记得带上他们。那时联军真是残暴至极,居然以杀人为乐。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官曾进行杀人比赛,八国联军也搞过。不少士兵炫耀杀人数量,以此为傲。

      6月11日,八国联军2000多人占领天津的火车,然后进入北京。几天后,义和团与联军交战。义和团虽没枪,凭借勇气还是迫使联军退回天津。不过俄国攻下大沽炮台,天津紫竹林租借被俄、德、英等国占领。一个多月后,连北京也沦陷了。慈禧跑了。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犹如魔兽一般。见人就杀,老人小孩女人都不放过,满城尽是哭声。可怜老百姓根本不知形势,也没来得及逃跑,慈禧走时哪里记得带上他们。那时联军真是残暴至极,居然以杀人为乐。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官曾进行杀人比赛,八国联军也搞过。不少士兵炫耀杀人数量,以此为傲。

      整个北京被洗劫一空,有钱人家无一不被劫掠。更可恨的是,联军竟变态地砍下中国妇女的小脚。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小的脚,很多军官拿刀砍下小脚后做成标本带回国。在此,我们还要痛斥裹小脚旧俗,很多女人在被追赶时,就是因为脚太小无法逃脱,最后丧命。1903年5月,奥匈帝国维也纳的一次欧洲博览会上,就曾有位德国军官将中国妇女小脚带入会场,欧洲人饶有兴趣观看,女人露出吃惊表情。其行为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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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8: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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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中国近代的教案,就已经充分粉碎了你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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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934 年教宗庇护十一世第一个宣布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炮制的伪" 满州国" ,还把东北从中国传教区划出,成立东北传教区。1938年和1939年教皇庇护十一和庇护十二还分别致信伪" 满州国" 皇帝溥仪,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双方的" 友好关系".1939年梵蒂冈驻华宗座代表蔡宁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布命令,要他们对待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 不偏左,不偏右" ,要求中国天主教徒甘心情愿地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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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8: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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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1949 年后,教皇庇护十二给中国天主教各修会下达了一道名为 " 天主教友应当如何对抗共产党" 的《紧急谕旨》,不准中国天主教徒" 报名参加共产党或对该党加以赞助" ,禁止" 发表宣传或新闻记者支持共产主义理论或其行为之书籍、杂志、报纸或刊物,或在其上面写文章" ,不准参加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任何组织,不准参军、参干,不准参加妇联、青联、学联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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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8: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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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你知不知道为何我国至今没有和梵蒂冈建交?就是因为教庭至今不承认它曾给中国造成的伤痛,甚至还加封那些严重侵害中国的传教士为“圣人”,故意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你,还在这里继续为他们的侵华罪行进行洗地,结合你一向的日本右翼言论,我们有理由质疑你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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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8: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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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传教士们从来都不掩饰他们传教的目的,通过传教控制中国并索取更多的利益:

      “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基督将成为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效益,其发展将比目前估计更为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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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8: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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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了马克思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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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8: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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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你更加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的传教士都充当了其国家侵略中国的先锋部队。

      基督教传教运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鸦片战争后,尽管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了一些事情,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西方传教士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的立场上,极力为本国政府的侵华活动效力,或作“先锋”、或当“军师”、或为“后盾”,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一支特殊的别动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则公开宣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Wil? 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 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西方侵华的经济、政治、军事侵略者之间,传教活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活动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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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从历史事实和西方传教士们自己的表白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在西方列强侵华过程中,或为列强的侵略战争效力,或直接参与掠夺和压迫中国人民,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们劣迹斑斑,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了马克思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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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8: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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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一个英国随军记者亨泰在他的《随军进京记》中写道:“传教士对于掠夺财物非常活跃,他们把大部分拍卖出去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他们所得的钱将作为重建教堂及差会住宅之用。”

      对于八国联军的暴行,传教士们不但没有丝毫的谴责,而且还大力加以支持。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在他所著《中国的暴乱》一书中写道:“必须一劳永逸地使中国彻底屈服。……凡发生过排外暴动的地方,讨伐军都应该深入进去,所有罪犯,都应当因为他们的野蛮残暴行为,受到应得的处罚。”传教士丁韪良说:“假若让这座城(北京)被抢光、烧光也是应得的惩罚。”传教士在仁慈的虚假面目背后隐藏的残忍暴露无遗。

      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他的《拳乱笔记》中也描述了那些被委任的牧师们的形象:“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并说“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传教士们的贪婪、丑陋形象跃然纸上。瓦德西还说:“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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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8: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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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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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

      ================

      你怎么看到的?就因为你也是教徒?这些传教士真的爱中国的话,为啥不劝他们的国家不要侵略中国,不要欺辱中国人民,多少中国的财富和宝贵文物,被这些传教士偷盗海外。你这人,能不能说点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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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8: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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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楼 gxtang1971
      病态
      84楼 独立的思考着
      谁?

      我认识的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张冠李戴,楼主在此

      有截图为证,你已经赖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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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7: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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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87楼 独立的思考着
      维基百科

      八国联军

      1900年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大使馆多次要求“加强保护使馆”,清廷允许。英、俄、法、美、意、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海军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6月3日,德、奥派兵83人抵北京。

      6月10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及海军将领召开会议后,决定组成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于次日乘火车前往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使馆区内被围者约三千人,当中二千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内有足够水井及粮食。英使馆内更有小马150匹可供食用。

      6月11日,日本驻清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开腹剖心并遭马蹄踏尸。西摩尔率领之联军二千余人,从大沽出发,经天津,欲进军北京。6月12日,义和团以保护北京为由拆毁天津到北京的铁路,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在廊坊和杨村之间包围联军。数千团民及二千名清军(聂士成指挥之武卫前军)在廊坊袭击联军,联军死伤三百余人,义和团死伤人数不详。

      6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率士兵攻击围聚在使馆周围的义和团拳民,下令见义和团民杀无赦,打死约30人。

      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对外电报中断。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占领大沽口炮台。留守大沽口清军击沉六艘军舰杀敌两百余人后,守将罗荣光中弹死亡,大沽口炮台失守。同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发出解散义和团民的上谕。

      6月17日,慈禧太后收到一则假情报,其中表示洋人出兵是为了逼她归政光绪帝;于是太后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命留守派载勋任步军统领,会刚毅、载漪、载濂、载澜等亲贵统领义和团。在此前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来源请求]

      6月20日,德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去清廷总理府衙门要求保护使馆区的情况下途中被清军神机营军官恩海伏击杀死,导致战争真正意义上爆发。21日,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正式公布“宣战诏书”,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侵略者[注 2][1];同时,还以银两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2]。义和团及官军(主要为荣禄手下之甘军)开始围攻使馆区。

      看清楚!一直到5月31日,清廷是允许联军赴京的,因为是为了保护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

      6月11日,2千联军赴京在廊房遭义和团清军围剿。但联军进京的目的,仍不是为打败大清,而仍是保护使馆区。

      6月17日,慈禧认为西方要推翻她,用光绪取代她,因此动怒。21日对各国宣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从此开始

      你作为一个教徒,难怪你站在八国联军的立场上污蔑奋起反抗的义和团,当然,我们也能理解你要效忠谄媚你的主,但请真的不要盗用“独立思考”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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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7: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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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93楼 神剑101
      啥?除了zhuahai,这厮也宣称自己是博士?
      96楼 复员列兵
      这厮比那猪骸厉害多了,它说它是炸药奖的弟子。还有,岗村回忆录是它的祖训。
      衔头当当响啊~

      2019/3/14 17: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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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92楼 独立的思考着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山地与湖泊交错,远远比北方南下艰难

      看来你这个文盲不懂地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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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6: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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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88楼 独立的思考着
      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的还有右将军。
      哦,你不是说冈村宁次的回忆录里面没有大屠杀,而且冈村宁次下令不准“滥杀”,所以你就认为冈村宁次是无罪的。我没有说错吧!

      所以,把鬼子的话当祖训的,正是你啊,你这人啊,就是没有脑子,总是被人揭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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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6: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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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3楼 独立的思考着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你的主就是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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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6: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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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93楼 神剑101
      啥?除了zhuahai,这厮也宣称自己是博士?
      这厮比那猪骸厉害多了,它说它是炸药奖的弟子。还有,岗村回忆录是它的祖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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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6: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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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92楼 独立的思考着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山地与湖泊交错,远远比北方南下艰难

      查百度也好,查维基也罢,都明明白白写着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是我国三大平原。你没文化,所以你不懂。

      没脑子的东西,你说说平原上哪里来的不计其数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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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6: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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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88楼 独立的思考着
      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的还有右将军。
      承认岗村老鬼子的言论是你的祖训,这个应该表扬。

      别人用你的祖训教训你,是要告诉你,你忤逆了你的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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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5: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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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楼 anan93
      有谁会″看得起"一个编造谎言而自称是经"思考″的无耻之徒?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啥?除了zhuahai,这厮也宣称自己是博士?

      2019/3/14 15: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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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楼 anan93
      有谁会″看得起"一个编造谎言而自称是经"思考″的无耻之徒?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山地与湖泊交错,远远比北方南下艰难

      2019/3/14 15: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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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88楼 独立的思考着
      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的还有右将军。
      一直以来我以为你跟大家的分歧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原来连大是大非的基本事实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予以颠覆!

      冈村宁次不知道下属大肆滥杀中国百姓,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你要多大勇气才能说出数典忘祖的这等浑话!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几个日本战争罪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大声告诉大家!

      2019/3/14 15:17:02
      • 军衔:陆军中尉
      • 军号:2133647
      • 工分: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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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88楼 独立的思考着
      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的还有右将军。
      冈村宁次是战犯,被委员长保护了,本来应该用绳子吊起来的,后来,你的“名将”汤恩伯偷偷把他送回日本,而且,是“亲自”。

      老汤死在日本,也算是灵魂落叶归根。

      2019/3/14 1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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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87楼 独立的思考着
      维基百科

      八国联军

      1900年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大使馆多次要求“加强保护使馆”,清廷允许。英、俄、法、美、意、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海军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6月3日,德、奥派兵83人抵北京。

      6月10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及海军将领召开会议后,决定组成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于次日乘火车前往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使馆区内被围者约三千人,当中二千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内有足够水井及粮食。英使馆内更有小马150匹可供食用。

      6月11日,日本驻清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开腹剖心并遭马蹄踏尸。西摩尔率领之联军二千余人,从大沽出发,经天津,欲进军北京。6月12日,义和团以保护北京为由拆毁天津到北京的铁路,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在廊坊和杨村之间包围联军。数千团民及二千名清军(聂士成指挥之武卫前军)在廊坊袭击联军,联军死伤三百余人,义和团死伤人数不详。

      6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率士兵攻击围聚在使馆周围的义和团拳民,下令见义和团民杀无赦,打死约30人。

      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对外电报中断。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占领大沽口炮台。留守大沽口清军击沉六艘军舰杀敌两百余人后,守将罗荣光中弹死亡,大沽口炮台失守。同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发出解散义和团民的上谕。

      6月17日,慈禧太后收到一则假情报,其中表示洋人出兵是为了逼她归政光绪帝;于是太后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命留守派载勋任步军统领,会刚毅、载漪、载濂、载澜等亲贵统领义和团。在此前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来源请求]

      6月20日,德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去清廷总理府衙门要求保护使馆区的情况下途中被清军神机营军官恩海伏击杀死,导致战争真正意义上爆发。21日,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正式公布“宣战诏书”,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侵略者[注 2][1];同时,还以银两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2]。义和团及官军(主要为荣禄手下之甘军)开始围攻使馆区。

      看清楚!一直到5月31日,清廷是允许联军赴京的,因为是为了保护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

      6月11日,2千联军赴京在廊房遭义和团清军围剿。但联军进京的目的,仍不是为打败大清,而仍是保护使馆区。

      6月17日,慈禧认为西方要推翻她,用光绪取代她,因此动怒。21日对各国宣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从此开始

      大沽炮台在天津,八国联军占领大沽炮台是保护哪国的使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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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4 1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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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楼 anan93
      有谁会″看得起"一个编造谎言而自称是经"思考″的无耻之徒?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的还有右将军。

      2019/3/14 14: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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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楼 anan93
      有谁会″看得起"一个编造谎言而自称是经"思考″的无耻之徒?
      33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凭良知发帖,从未编造谎言,我的偶像是[罗辑思维]的罗胖罗振宇。到是楼主硬说我崇拜罗永浩,是血淋淋的编造,你难到这点分辩质力都没有吗?
      38楼 右武卫将军
      你污蔑孟晚舟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站在教徒角度污蔑义和团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吹捧蒋介石花园口淹死百万平民的时候,良知在哪?

      你有个屁良知!

      48楼 独立的思考着
      首先,你的帖是个笑话。

      (1)孟晚舟有公民一事,我被“倍可亲”误导,我已道歉。说真的,我听说她有加拿大绿卡。而拥有绿卡已是准备移民了。

      (2)我是社会即得利益者,所以我偏向秩序,偏向安定。对义和团等过激行为不满,对慈禧反对洋人让她归政光绪,因而向世界宣战,围攻外国使馆区,随意杀洋人与假洋鬼子不以为然。就是在抗战,太祖也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而不是在开罗会议时,为香港向英国开战。

      (3)战争就是死人无数。日本人可是准备{“一亿玉碎”。如果你不想死人,就应学法国人:巴黎不设防。况且当是在豫中,是没有更好的方案挡住日军。百姓的死伤应归于日。

      至于日军改计划之事,你怎麽知道?发现60年代的日军资料来评1938年战局是“马后炮”,而“马后炮”是低能的同意词。

      而且土肥原第14师团已经“以下犯上”,抗命西进郑州,另外三个师团又跟进:日本不西进郑州的命令已经是废纸一张啦。

      而且日军改计划,也是主力沿淮河西上,后因黄泛区阻挡重装备,才改沿长江西上,而长江两岸,不是山,便是湖,冈村都说大军一天祇能拿一个山头,而这种山头无数。

      80楼 复员列兵
      没文化的你发的帖都是笑话。

      你造谣污蔑孟晚舟无法抵赖,推说是被误导。你不是博士吗,怎么能被地摊误导呢?这足以说明你是伪博士,没文化。再说了,别人误导,你的脑子去哪里了?可见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货!

      八国联军侵华在前,慈禧宣战在后,你连时间先后都没搞清楚,凭什么说是慈禧宣战招惹了八国联军侵华?你为八国联军侵华辩解到了罔顾常识,颠倒时间先后的地步,这已经不是史盲的表现,是心理阴暗,人品低下,必遭天谴!

      你把岗村老鬼子的话奉为祖训,言必老鬼子怎么说。可惜你家老鬼子不懂中国。长江武汉以下地理是带状平原,平均海拔50米,哪里是冈村老鬼子说的山头无数。你一个中国地理盲替岗村老鬼子排兵布阵,期限!

      维基百科

      八国联军

      1900年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大使馆多次要求“加强保护使馆”,清廷允许。英、俄、法、美、意、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海军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6月3日,德、奥派兵83人抵北京。

      6月10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及海军将领召开会议后,决定组成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于次日乘火车前往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使馆区内被围者约三千人,当中二千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内有足够水井及粮食。英使馆内更有小马150匹可供食用。

      6月11日,日本驻清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开腹剖心并遭马蹄踏尸。西摩尔率领之联军二千余人,从大沽出发,经天津,欲进军北京。6月12日,义和团以保护北京为由拆毁天津到北京的铁路,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在廊坊和杨村之间包围联军。数千团民及二千名清军(聂士成指挥之武卫前军)在廊坊袭击联军,联军死伤三百余人,义和团死伤人数不详。

      6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率士兵攻击围聚在使馆周围的义和团拳民,下令见义和团民杀无赦,打死约30人。

      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对外电报中断。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占领大沽口炮台。留守大沽口清军击沉六艘军舰杀敌两百余人后,守将罗荣光中弹死亡,大沽口炮台失守。同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发出解散义和团民的上谕。

      6月17日,慈禧太后收到一则假情报,其中表示洋人出兵是为了逼她归政光绪帝;于是太后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命留守派载勋任步军统领,会刚毅、载漪、载濂、载澜等亲贵统领义和团。在此前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来源请求]

      6月20日,德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去清廷总理府衙门要求保护使馆区的情况下途中被清军神机营军官恩海伏击杀死,导致战争真正意义上爆发。21日,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正式公布“宣战诏书”,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侵略者[注 2][1];同时,还以银两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2]。义和团及官军(主要为荣禄手下之甘军)开始围攻使馆区。

      看清楚!一直到5月31日,清廷是允许联军赴京的,因为是为了保护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

      6月11日,2千联军赴京在廊房遭义和团清军围剿。但联军进京的目的,仍不是为打败大清,而仍是保护使馆区。

      6月17日,慈禧认为西方要推翻她,用光绪取代她,因此动怒。21日对各国宣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从此开始

      2019/3/14 14: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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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楼 gxtang1971
      病态
      非也,楼主这货和高跟鞋同样是一味被反红思想浸泡10年以上的药材。根本不知道不想知道这世界什么事物都具有两面或多面性,恰似盲人摸象,而他是选择性失明,然后又碰巧摸到了类蛇的象尾,惊讶愤怒狂叫着一路逃到某岛。从此深浸其中不能自拔,现在已经完全入味。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2019/3/14 14:46:42
      • 军衔:陆军中尉
      • 军号:2133647
      • 工分: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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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楼 gxtang1971
      病态
      84楼 独立的思考着
      谁?

      我认识的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张冠李戴,楼主在此

      你的罗胖就是罗永浩,只是这个罗胖的恶行被网友扒出来,你才赶紧“漂白”,晚了。

      2019/3/14 14: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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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楼 gxtang1971
      病态
      谁?

      我认识的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张冠李戴,楼主在此

      2019/3/14 14: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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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楼 zhou2_9
      没人看得起你!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81楼 右武卫将军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果你说“某些”传教士背离-----

      我同意。树大有枯枝。但你应看道更多的传教士是爱中国的,他们在慈善,教育方面为中国从古老到现代转型居功甚伟: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大学------

      一小撮传教士卷入政治,但无损整个教会,更无损于基督。

      2019/3/14 14: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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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态

      2019/3/14 1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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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认识的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你必须为你的有意误导倒歉,否则我看不起你
      21楼 zhou2_9
      没人看得起你!
      25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的偶像是罗胖,是[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不是罗永浩。罗永浩与我无关,这可是两个不同的人。

      比如我说@我的偶像是朱可夫,但你硬说我的偶像是莫索里尼,跟着又大骂莫索里尼,关我何事?

      你在旁敲锣打鼓,为右将军抬轿,都笑死人了。

      回复:“独立的思考着”以辱骂中国人的罗永浩为偶像,认为冈村宁次无罪,属于什么性质?

      58楼 zhou2_9
      我不会为你念往生咒的!
      69楼 独立的思考着
      我信主,背着十字架过人生,不需往生
      **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光明日报2000年10月07日 )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

      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

      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

      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

      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

      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9/3/14 1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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